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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资本市场的失衡机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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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绝不是凭空杜撰的荒诞情节。2004年,类似情形已经有所显现,那时,外国私人投资者基本停止增购美国股票及债券。美元需求降低,全球资本市场按照他们的意愿运作:美元对欧元汇率降低,欧洲对美国出口减缓,大部分欧洲国家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就业创造能力减弱,美国利率水平开始走高。中国、日本与沙特政府决定救市之后,此次危机才逐步缓解。中国和日本决定保持本国货币的较低汇率,以便依靠出口实现国内经济增长;沙特阿拉伯参与其中,是因为绝大部分石油贸易都以美元标价。三国政府进入资本市场,利用本国储备,买入数千亿美元,很快又将它们变成美国政府公债。如果危机真正爆发,中、日、沙三国不会有足够的人民币、日元、里亚尔储备,自然无法力挽狂澜。

事实上,由于资本市场的全球化,不仅中国、日本及多数欧洲国家把自身经济发展质押给美国的消费需求,而且在政治上,美国也把自己质押给外国政府的投资决策。人人都知道,只要外国政府抛售美元资产,给美国带来的伤害会有多大。对美国而言,这个常识已经赋予主要外国金主新的政治力量。如果美国还没有意识到中国减持美国资产的巨大风险,那么,针对中国普遍存在的侵犯美国软件版权与医药专利现象,或许美国政府还会向北京施压。不过,至少是在最近美日之间发生的贸易纠纷当中,这一利害关系已经清楚地影响了美国政策。事情发生在2005年,布什总统给小泉首相打电话,就日本进口美国牛肉问题向他施压。那天下午,日本财政大臣告诉新闻媒体,日本银行将会考虑外汇持有量的“重新平衡”。结果,第二天,美国贸易谈判代表就悄悄收起了对牛肉进口问题的满腹牢骚。这跟半个世纪前苏伊士危机期间的情形如出一辙,英法两国那时都要依靠美国购买英镑与法郎资产支持经济发展,艾森豪威尔总统使用了同样的威胁手段,成功迫使英法两国支持以色列。今天,美国主要财政输入国熟练使用这个法宝,形成巨大政治影响力,特别可能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遭遇麻烦,因为原油价格上涨,沙特阿拉伯及其他石油输出大国持有的美元规模急剧膨胀。由于沙特美元持有量增多,美国借贷规模扩大,不可避免地,这个地区对美国政策的潜在影响力将会加大。

然而,不管美元危机是否发生,当前出现的规模如此巨大的全球资本失衡很可能将会成为最后一次。由于全球资本流通增长速度超过美国财政赤字与全球储蓄增速,到2015年甚至更早,即使还想继续违反全球资本市场的规则约束,美国及其资本输入国也都已经资源枯竭。10年之内,甚至更短时间,美元涨跌就会与其他流通货币十分相似,因为如果美国政府继续保持巨额财政赤字,美国人民继续过度消费,美国必将承受货币贬值之痛。由于美元贬值,美国进口商品就会涨价,通货膨胀与利率水平都会呈现上升趋势,尽管其他力量都在压低这两项指标。由于美国高峰人口大批退休,政府支出肯定会继续加大,全球资本市场可能将会迫使美国提高国民储蓄水平,办法也许就是增加税收,虽然其政治可行性今天无法想象。至少在美国,增税不无可能,因为美国与欧洲多数国家形成强烈对比,税率仍然很低,税负轻微增加不会危害经济发展,也不会招致普遍反抗。

全球资本市场的强大威力,一样也使其他国家面临艰难选择。如果美国最终减少对其他国家出口商品的消费依赖,那么中国、欧洲及日本就不得不更多地依靠自身消费,保持就业机会与国民收入的持续增长。无论在哪个国家,这种转变并不容易。中国有一个十分重要的有利条件,那就是收入快速增长。但是,要想说服亿万中国人民多消费而不要多储蓄,又得实现医疗保险与退休养老覆盖范围的极大扩展。在日本与多数欧洲国家,人口结构恶化,国际竞争加强,已经导致国民收入停滞不前,说服人民扩大消费也是同样困难。由于退休养老与医疗保险体系面临的巨额财政负担,减税不可能成为政策选项。事实上,面对如此压力,有些国家很可能会被迫削减福利,而真正危机一旦爆发,甚至还要增加税收。无论上述哪种情况,数以百万计的欧洲与日本人民可以支配的所剩收入甚至比现在还要少。

由于全球资本市场迫使美国减少欧洲与日本出口商品的消费额度,他们的现实选择只能是,要么甘心忍受经济发展的连年停滞,要么后退几十年,废除横加在宝贵的劳力市场之上的种种限制,彻底放松行业管制。在这些国家,上述问题终归要演变成为政治议题,尤其取决于各国有无跨越大力进行政治改革这个悬崖的强烈意愿。近期所有相关迹象表明,日本经济发展最为可能的结果就是,还要经历一个举步维艰的漫长时期,因为十几年来来,日本都是依赖出口度过经济停滞的难关,而不是废除旨在保护千千万万夫妻店和中小企业的管制政策,自然也就没能重整发达国家当中效率最低的日本服务行业。最近大部分迹象表明,许多欧洲小国——瑞典、芬兰、瑞士、西班牙,也许还有其他几个国家——比那些主要国家,能够更好地执行大力改革路线。芬兰只需继续推进现行政策即可。不过,鉴于意大利面临问题的规模之大,加上国内一盘散沙的政治形势,意大利经济发展看起来势必走向经济衰退。德法两国定期进行小打小闹的改革,一旦遭遇企业、工会及公众舆论的强力反对,往往就会丧失改革勇气。需要一位才能卓越的新领导人——或许就是尼古拉·萨科齐——再加上各个政党的重新整合,德法两国才会发生真正变化——如果没有这些条件,数千万德法国民很可能还将沿着经济增长缓慢衰退的道路继续前行。在欧洲大国当中,只有英国最近已经表现出对于大力改革的宽容,尝试推行改革措施。英国政党与美国政党一样,已经展现出自我改造的现代化趋势,撒切尔的保守党与布莱尔的工党,很像里根的共和党与克林顿的民主党,面对许多国内现实问题,在一度珍视的管制政策与不合时宜的社会保障等方面,党内已经出现分歧。英国政府已经采取的改革措施,尤其是对过去的国营行业与公共养老制度实行的改革,应该足以保证英国比欧洲大陆各国更好地应付经济不振。不过,英国要想真正回归经济繁荣,就要有另一个撒切尔或者布莱尔,带领英国人更大程度地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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