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新旧西藏对比

随时都有饿死的危险。周围到处都是粪便和散发着恶臭的水塘，一些年老体弱的人正在和流浪狗争夺一些污秽不堪的食物。而骑着高头大马的贵族官员则衣着光鲜，依据地位的高低身后跟着数量不等的随从招摇过市；农奴和奴隶衣衫褴褛，蓬头垢面，低着头弓着腰为这些贵族无偿地做着苦工（看见贵族或喇嘛膝盖以上的身体部位将被视为冒犯，要受到严厉惩罚）。几个世纪以来，藏族人无论地位高低均相信因果或命运决定着人的地位，前世积德会有好报，犯错就会有报应。因此，富人根本不会考虑骑在穷人的脖子上有什么不妥（尽管少量的施舍也会得到尊敬），而穷人也甘愿忍受欺凌。[1]

当时，新中国的五星红旗已经飘扬在拉萨的上空，从内地通往西藏的两条公路在这里交汇，第一所现代化医院和世俗小学已经落成。虽然西藏统治阶层的内部为了兑现公开做出的承诺，答应切断和帝国主义的联系，对改革也不阻拦（这两点根本没有履行），但拉萨依然被那些身居高位的喇嘛和世俗贵族们统治着。

最让人难忘的情景是1955年10月1日，当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第六个国庆日，布达拉宫前的广场上举行着大型群众集会，检阅台后面摆着毛泽东主席的巨幅画像，旁边依次是达赖喇嘛的画像，1951年签订西藏和平解放协议的照片和班禅额尔德尼的画像。身着蓝色制服的中央政府官员和穿着金色绸缎长袍的噶厦政府官员站在检阅台上，深红色的旗帜在旧拉萨警察的头顶上飘舞，他们三三两两走在人群之中，虽然由于时间特殊没有带枪，但是他们手中的鞭子仍在挥舞。的确，我没有看见他们用鞭子打人，而且此时此地他们也不会这样做，但是没有什么比这能够更加形象地反映出，这些年以来，西藏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组成部分与当地依然存在的农奴主势力之间渐渐累积起来的各种矛盾。在人民和红旗之间依然有鞭子存在，要改变这种状况，只能依靠改革或者暴风雨式的革命。1959年，革命真的来到了。

一直等到农奴主政权发动武装叛乱，撕毁1951年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中央政府才真正行动起来。协议规定，对人民实行任何形式的帮助都要通过当地封建当局完成，或者事先要征得他们的同意。但是对于这个无法回避的变革过程，他们想得最多的是如何加以阻拦。

人民政府对西藏公共工程建设的劳务工资进行了改革，但许多参与工程建设的农奴和奴隶的工资都被他们的主人或头人领走。对于农奴和奴隶而言，他们自身就是别人的财产。因此，按照奴隶主的逻辑，奴隶或农奴的工资也理所当然归奴隶主所有。

修建学校的工程也开始启动。但为了照顾当地旧政权的需要，学校必须开设宗教课程，自然科学课程由于“与信仰相抵触”遭到了反对，在这点上旧政权不愿做出任何让步，学校也不能开设历史或其他与土地剥削有关的课程。在这片土地上，他人的劳动不需要用钱来计算，而被剥削者以最赤裸裸的方式占有（许多农奴每年要给寺院或贵族做劳役300天，仅有的一点剩余还要被课以重税）。

尽管遭到强烈的反对，区内或国内民族院校针对从藏族大众挑选出的骨干的政治和普通教育的培训工作已经开始启动。除此之外，藏族骨干也在学习西藏所需的各种专业技能。但是，即便这些人回到家乡，也无法为自己的同胞服务，原来的主人仍然把他们当作没有自由的奴仆，甚至仅仅因为开口说话就能杀死他们。所以，事实上他们中的大部分一直到1959年西藏民主改革后才得以回去，他们往往是革命的积极分子。[2]

这些就是西藏和国内的其他地区之间存在的巨大反差，以及它们又如何演变成为西藏内部的尖锐矛盾。要解决它唯有通过革命，这个难题最终以农奴主的叛乱及其很快失败得以解开。

我们将会看到，从解放军根据1951年和平解放协议进藏的时期开始，西藏并非死水一潭，它的内部正在酝酿着一种运动。正是在那些年里，新势力积蓄了战胜旧势力的能量，新观点的实践得到了肯定，并开始在人民心中生根发芽。革命并非是一夜之间从外面被带进西藏。

其实，革命的根源来自于西藏社会的内部，源于几个世纪以来农奴和奴隶零零散散的起义和反抗。[3]而全国范围内出现的新形势则点燃了这些西藏革命的种子，并将其燃烧成为席卷全西藏的革命火焰。

经常可以听到这样一种说法：“人民观察了八年，思考了八年，也比较了八年。”人民的愤怒在不断累积。

截至20世纪50年代中期，西藏越来越多受压迫的民众开始公开质问：为什么旧统治者口头上说支持民族进步，但对于改善民众生活的做法却始终持反对的态度？就像我在本书“控诉者”一章里所做的描述一样，为什么统治者还在鞭打和欺凌百姓？为什么像阿旺嘉措（见本书第11章）[4]那样的穷人，孩子到免费的新式学校接受教育还会被骚扰，并且家长也会因此遭到牵连？难道这就是他们所谓对“民族和信仰”的保护？还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竭力维护农奴制度？

对于反对派，共产党在政策上想给他们尽可能多的机会让其自我适应。当然，最好的结果是在不可抗拒的进步和本民族的利益面前，他们愿意做出让步。若果真如此，事情对于他们来说将会变得十分简单。如果盲目坚持旧的社会制度，竭力抗拒历史的潮流，对日益觉醒的人民大众公然坚持其无可救药的做法，那么现在就是发动愤怒的群众果断打击他们并且一举推翻旧的阶级压迫的时候。

参加叛乱的奴隶主顽固分子认为，借助传统势力激起民众对汉族的仇视，再加上当地依然不可小觑的地方势力，就能很快将藏族群众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但是他们的如意算盘打错了，共产党顺应时势，行动迅速，完全信赖日益觉醒的被压迫阶级，信赖全国各族劳动人民之间的兄弟情谊，信赖有利于实现团结和共同进步的一切可以团结的因素。事实证明共产党是正确的，否则，在高原地区，游击战争可以以任何理由无休无止地存在下去，农奴主叛乱也不可能如此迅速地得到平息。大多数藏族人本不应该反对或拒绝给叛军施以援助，而实际上他们已经在这样做，并借机把自己武装起来。如果不是这样，民主改革及其带来的物质和精神变革是绝对不会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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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二次进藏是1965年，当时的拉萨是1959年西藏平叛后的新拉萨，雄伟的布达拉宫依然屹立。但对朝圣者而言，它已不再是一个让人生畏的“圣殿”或一个主要的奇观。最值得称赞的是在过去几年里，尤其是刚刚过去的几个月里，拉萨的城市建设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布达拉宫对面是新落成的西藏革命展览馆，它由西藏有名的第四建筑队建设者以创纪录的速度修建完工的。展览馆的展厅里陈列的展品让大家有理由相信，藏族过去1/10的人遭受的不幸不是命运造成的。历代达赖喇嘛积累下来的财富包括毛皮、珠宝和纯金做成的物品等等被首次搬出布达拉宫。除在数量上不足一百万件，这些珍品与旧俄国沙皇的1.6亿件奇珍异宝相比，其壮观程度不亚于后者。在这里，人们也可以了解到人民的“命运”怎样实现了逆转，他们获得了权力和土地，摆脱了拿走他们80%劳动成果的阶级剥削。从那时起，劳动者可支配的粮食产量几乎翻了一番，牛羊数量的增长超过1/3。

截至1976年，以公社为单位的西藏农村粮食产量是1959年的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