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新旧西藏对比

倍（1974年已实现本地区粮食供应的自给自足），牲畜的数量几乎翻倍，牲畜的总量比1965年增加26%。

1965年，西藏处处洋溢着新生活的景象。穿过广场，具有藏式风格的自治区政府大楼刚刚落成，旁边的人民文化宫主大厅拥有1200个座位，对于拉萨这个小城市而言，它的面积已经相当可观。除此之外，拉萨还有一些剧院和大厅，每当夜幕来临，里面就会挤满不久前还住在牲口棚里的人们；附近还有一座新建的百货大楼，里面的商品琳琅满目，大到缝纫机和自行车，小到针线和晶体管收音机，人们可以在这里购买到需要的各种商品。而在1959年前，他们本人还像商品一样被买卖。

数公里长的拉萨新街道灯火辉煌，街道是清一色的柏油马路，地下排水管网一应俱全（1955年，拉萨没有这样的街道），一支妇女管道铺设队伍正在铺装第一条自来水主管线，拉萨街道上再也看不到骨瘦如柴的乞丐，臭气熏天的水沟，以及堆满垃圾的水塘。

机场航站楼和长途汽车站等一些新建筑也正在修建之中。人们可以在长途汽车站乘坐上海和济南的汽车厂专为高原生产的旅行车，车内不仅有暖气，而且还有供氧设备。

解放后，尤其是民主改革以来，拉萨新建建筑的占地面积（用于修建住宅、工厂、办公大楼、学校、医院和剧院等）是过去1300年的10倍。

解放前，拉萨只有达赖喇嘛和一些贵族能用上电，英国帮助修建的那座小型发电站故障不断，电力供应极不稳定，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55年。而到了1965年，拉萨城区90%的家庭不仅可以用电照明，而且还可以用电做饭。

1976年，拉萨有三座发电站，其中水力发电站2座，火力发电站1座。还有一些工厂自行发电，一些公共浴池利用太阳能烧水[5]，附近的一座地热发电站也正在建设之中。要不了多久，一台实验发电机组将投入安装使用，与原来的传统电站一起并网发电（截至1980年，两座新型地热发电站正在建设之中）。到1979年，西藏的小型水力发电站将超过500座；到1981年，这个数字将增加到800座左右。

1955年，拉萨没有什么现代工业。到了1965年，拉萨已经建有卡车修理厂、水泥厂和消费品生产工厂等类似的基础工业。1976年，西藏本地已能够生产农机、拖拉机零件、小型涡轮发电机和电动机等产品。整体而言，1955年时西藏的工厂数量几乎为零，1965年增加到67个，1976年为260个，这个数字不久将增加到300左右，工业产值将占西藏总产值的1/4。

当时，拉萨1/3的人口是工人和雇工（其余是郊区的农民）。像本书第21章[6]提到的拉多一家，两代人都是工人的家庭并不少见，而且有趣的是，一些工人过去曾经是寺庙的喇嘛。1955年时，全西藏工人阶级的数量几乎为零；到1965年，工人的数量增加为2.5万人，1976年约为6.5万人，1978年超过7万人。

当然，现代化建筑和设施的本身并不等同于进步。假如帝国主义在西藏取得胜利，也可能会在拉萨修建一些高楼大厦，比如一座由国际连锁酒店经营的多层香格里拉酒店，为有钱人提供装有供氧设施并能远眺布达拉宫的豪华客房服务。或许酒店的特色服务中还会有一个转世舞厅，每当夜晚来临，许多全身上下都装扮起来的欢喜佛[7]塑像摆出男女交合之状来吸引顾客。也许还有一个被刻意叫作“奴隶地牢”的特色酒吧[8]，或者整个城市就像我在美国西南部见到的一样，那里的美洲印第安人像极了西藏人。[9]20世纪50年代初，在麦卡锡时代的新墨西哥州陶斯市，酒店经营者在印第安年轻人和二战老兵中嗅到了一个“红色阴谋”的商机，他们在美国土著人居住时间最长的普韦布洛村安装了一些基本的现代生活设施。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11世纪的生活场景一旦被电灯和自来水等现代化的东西所破坏，那些寻找新鲜感的人们就会立刻兴趣全无。这也许和某些人现在的感受一样，如果穿工作服操作汽轮机的人越来越多，手摇转经筒的人就会越来越少，那样的话拉萨就被毁掉了。

1976年我们在拉萨的时候，一个在西藏旅游的作家就曾做出了类似的反应。他在《时代周刊》上伤感地说：“作为世界奇迹的传统西藏正在消亡。”在他的眼中，新西藏这个重获新生的奇迹似乎并不存在。而实际上西藏所发生的一切变化——使用“重生”这个词最基本的含义形容也不为过，生活上发生的上述变化和免费医疗制度的建立，使西藏人口比1959年增加了10%。也许那些依然沉溺在旧西藏记忆中的人不愿乘飞机来到社会主义的新拉萨，他们却愿意凭借某种倒退的“超自然力量”飘到过去的旧拉萨。但是，这种想法已经太过陈旧！

20世纪70年代，西藏的确出现过一些错误的做法，持“西藏是正在消亡的奇迹”等类似观点的观察者也许受到了它们的影响。当时在全中国（不仅仅是西藏），由于“四人帮”的煽动，过去一些好的、正当的做法遭到随意批判，这种做法违背了基本的历史事实。随着教育和科学的进步，有些习俗的去留也许可以留给人们自己做出选择，但也遭到了无端的干涉。如果这些缺点就是他们看到的全部，那就完完全全误解了中国革命的基本政策，误解了那些在实践中已经得到证明的民族政策。

在这些政策之下，几个世纪来热情勇敢的西藏人民用自己的勤劳智慧创造的伟大成就正在得到发扬和保护，尤其是建筑学、古代桥梁建筑、医药、工艺品制作、音乐、舞蹈、藏戏，以及没有遭到寺院蒙昧主义破坏的那些丰富的古代文学等方面的成就。现在，所有这些都属于创造它们的西藏人民，包括那些曾经奴役过他人的少数人。古老而丰富的藏族语言也同样得到保护和发扬。在旧社会，95%的藏族人是文盲；现在在资金的支持下，绝大多数学龄儿童正在学习用自己的母语进行阅读和写作，语言中也去掉了那些讨好上层人的奴性词语和贬低下层人的轻蔑词语。如果公平地讲，假如真的有人要批评，近几年来由于挫折和耽误，我们在当代藏语语言文化的建设方面没有做出更多的成绩，这也是为什么现在正在积极做出进一步努力的原因。但是，没有人能够否认已经取得的初步成绩，它们也为未来的发展扫清了道路，并做好了不可缺少的基础工作。

“世界屋脊”和中国的其他地区一样，“四人帮”横行的十年和“极‘左’路线”引起的混乱造成了极坏的影响，有些影响是全国性的，比如对教育领域的影响，而对民族和宗教事务的影响则是地方性的。但是在西藏，由于毛泽东和周恩来的直接关怀，自治区领导层保持了相对的连续和稳定，加之远离内地，西藏躲过了很多破坏。总体而言，如果与其他民族自治区相比，西藏受到的不良影响则要少得多。

为了防止受到破坏，1973年毛泽东发起了针对中国民族基本政策的“再教育”运动，目的就是要维护并且保证民族政策能够得到更好实施。1976年我们在西藏的时候，这场运动正在进行之中。1980年，又再次重申要采取新的重要举措来促进西藏自治区的发展。

1979年夏天，在首次赴拉萨参观的西方主要媒体记者中，有部分人对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在西藏受到如此尊敬感到吃惊，甚至有人将其称为“时代的错误”。如果我在20多年的时间里做出的直接观察有任何参考意义的话，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