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克松庄园的新主人[1]

就政治上而言，拉萨是旧西藏农奴主统治的中心，而实际上农奴主统治的基础却位于农村的庄园里。在1965年和1976年，我们两次参观位于山南的克松庄园，它也是索康·旺钦格勒祖籍所在地，是他众多封建领地之一。索康·旺钦格勒是达赖噶厦地方政府的最后一个噶伦，1959年叛逃印度[2]，后来又移居到美国。

我第一次见索康他还在噶厦政府任职。与许多拉萨贵族一样，他身穿丝袍，神态慵懒，苍白的脸上两眼混浊，嘴巴微张，并且总是一副似笑非笑的表情，好像在刻意掩饰着什么，这种表情与西藏老百姓淳朴诚实的表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西藏，也只有这里，富人与穷人的差别才会如此巨大。而索康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代表。

1955年第一次访问拉萨，我们记者曾经租住在索康的一座藏式风格的宅邸里，屋内的所有用品均从印度进口，我还特别注意到屋顶的横梁是修桥用的钢梁，但是和西藏传统的木梁一样，蓝色的背景上都极不协调地画着一些花卉的图案。这些横梁长约一米，用牦牛翻越喜马拉雅山运到这里，然后再铆接在一起（这种做法在当时拉萨的上流社会颇为流行）。可以想象，不知道有多少农民或牧民被迫加入运输队伍，冒着严寒和大风，艰难地翻过海拔5000米的关卡，才把钢梁运到这里。

房屋的周围是英国式的大草坪，与英国汉普顿宫有些相似。草坪地边缘是精心栽种的大丽花和其他各色花朵拼成的花圃。而高墙之外，就是拉萨无家可归饥肠辘辘的穷人，他们正在和狗抢夺着一些残羹冷炙。

1965年在克松庄园，我们掌握了索康和他奢华生活背后的真相，这是十年前无法实现的。这座有400年历史的庄园，比索康在拉萨的宅邸更像城堡，因此也更加坚固。几十年来只有管家住在这里，索康和家人另居它处，但是克松庄园是他剥削财富的根据地，是索康家族寄生虫式生活的巢穴。正因为如此，我们对克松庄园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因为财富制造地比财富挥霍地更容易发现问题。

索康·旺钦格勒的父辈对这座用石头修建的宏伟庄园十分骄傲。庄园竣工后，为了防止其农奴设计者再设计出类似的建筑，他们竟然残忍地砍掉了他的右手。此外，庄园以克松命名（“克松”藏语的意思为“占了三大便宜”）足以表明他们的剥削有多么无耻。据我们了解，修建庄园的劳力、石头和木头索康家没花一分钱，全部都从奴隶那里勒索而来。庄园下面还活埋着一名8岁男童，寓意庄园将永远压在活着和死去的受压迫者身上，将保持“永远不倒”。[3]

此外，克松庄园也见证了连续三百多年的封建统治。在第四个世纪，它的主人索康家族和英帝国主义勾结在一起，旺钦格勒的父亲扎萨索康是英印度政府的得力帮手，长期支持印度推行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边境“前进政策”，即所谓的“大角逐”，其目的就是要把西藏从中国分离出去。二战后，在第11小时的军事演习中，美国继承了这个目标，把西藏作为与中国革命对抗的最后一个工具，扎萨索康被召集到华盛顿与美国密使进行会谈，并且请求美国人在武器和资金上对西藏农奴主进行支持。

小劳威尔·托马斯在《世外桃源》[4]（1952）一书中提到他和噶厦政府两位“外交大臣”之间的对话，扎萨索康是两位“外交大臣”之一：

……两位大臣毫不掩饰直奔主题。他们说：“如果共产党攻打西藏，美国会不会介入？能介入到什么程度？”……他们最迫切的愿望当然是要建立一支训练有素的游击队伍。为了达到这个目标，西藏需要外界在武器上的支持和建议，而且武器最好经过特殊改装，能够适应游击战的需要……而建议则是指如何使用和维护这些现代装备的技术说明以及最先进的游击战战略和方法。[5]

这是有关扎萨索康的记录。儿子旺钦格勒继承了父亲的衣钵，在日喀则英国学校学习后，他成为1941年从英国获得武器事件中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当时中国正处于抗战时期，英国作为名义上的盟友，却给西藏分裂分子提供武器与中国对抗。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之初，索康逃往印度。后来，在英国等其他国家的授意下，他又返回西藏，并在噶厦政府任职，成为1959年西藏叛乱的一颗定时炸弹。他弟弟索康·拉旺多杰曾在印度大吉岭英文学校学习，并且接受过英国军队的训练。1947年，他以西藏分裂势力“贸易代表团”成员的身份去了美国和英国；从1951年起，成为在印度噶伦堡的西藏分裂分子的联络员。

上面这些人都曾是克松庄园的主人，由于投靠了帝国主义，无论在个人还是阶级方面，他们都失去了对奴隶实行统治的权力。

1965年，我们曾经参观过索康在克松庄园的卧室，现在里面住着昔日只能住在牲口棚里的家奴们。在庄园的一个大厅里，这些家奴的孩子们作为共青团的成员正在上识字课和政治课，大厅里面还有一个阅览室。赶走剥削他们的管家之后，这些过去生活在这里的人在本阶级领导人的带领下，为自己进行着生产和劳动。过去，他们拥有共同的敌人，现在他们又一起分享着胜利的喜悦。

当然，这些并非解放军1959年平叛后一夜之间实现的，也不是人民政府解除索康和其他噶厦政府官员职位后自动实现的，它们体现了中国千千万万其他民族对西藏百万农奴的巨大支持。而西藏的百万农奴，包括本地的首批共产党员，必须在党的领导下为自己进行革命，这才是最最关键的。新生活不会轻易到来，只有受压迫者和受剥削者他们自己才能真正终结旧的独裁统治，并且通过斗争获得自由，成为土地和自己命运的主人。

1959—1965年六年间，他们发动了一系列的群众斗争运动，先是“三反”（反叛乱、反奴役和反劳役）和“两减”运动（减租和减税），接着又分了主人的财产，成立互助组，提高西藏的粮食产量，逐步在自己阶级里面发展党员，在各村建立由受压迫阶级掌权的新力量。正是通过这些运动，再加上全国人民物质和精神方面的援助，藏族干部队伍才逐渐培养了起来，人民群众对过去也渐渐有了清醒的认识，对将来要完成的工作也有了清楚的了解。



旧的庄园经济


1965年，42岁的阿旺作为村子的领导人向我们讲述了克松庄园的过去和现在。阿旺身材魁梧，头戴宽边礼帽，饱经风霜的阔脸上蓄着八字胡。阿旺曾是索康家的农奴，他笑着说，当时保持农奴这个身份都很困难，因此只好把几个孩子送到庄园做地位更低的家奴或朗生，（如果贫苦农奴家有两三个孩子，只有这样做才能让他们活下来）。在克松庄园，阿旺一共经历过五位管家。因此在经济方面，他对庄园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社会主义计划了如指掌。

阿旺告诉我们，1959年克松庄园有26户差巴（因为劳役而成为地方政府和主人庄园的固定农奴），32户堆穷（不是庄园的固定农奴或佃农，有些人从他们以前的庄园逃跑过来，堆穷一般来说比差巴还穷；但和差巴相比，堆穷能得到极少量的劳动收入，这些人中的一部分为工匠）。除此之外，庄园还有72个朗生，以个人而非家庭计算人数。身为奴隶，他们在家庭方面的权利甚至连牲口都不如。

这些遭受压迫的百姓共有200人左右，种着126公顷土地，最好的地约占土地总面积的40%，全部归索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