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克松庄园的新主人[1]

“自营地”所有，并且由农奴和奴隶支差代为耕种；剩余土地中29%是农奴家庭的份地，28%租给堆穷，还有3%的地由一些支付租金和提供其他封建服务的堆穷耕种。

当时，每公顷地的平均粮食产量为7.5藏克[6]，大约相当于625公斤（0.625吨）。在此基础上，堆穷还要交相当于6藏克粮食的租金，占粮食产量的80%。

对从自营地和其他渠道得到的粮食，除预留种子和满足庄园需要之外，管家每年要给远在拉萨的主人索康送去63.5吨粮食。

阿旺说：除了粮食，索康还要从克松剥削很多其他东西。作为租金的一部分，26户农奴家庭每年要向索康提供1500颗鸡蛋，24大袋面粉，12担蔬菜，以及火腿和大蒜等其他食品，同时他们还要上交35袋羊毛。

终生从事封建主义研究的学者保罗·维诺格拉多夫[7]在《大英百科全书》（第11版）“庄园”部分写道：对欧洲而言，庄园的生活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以自营地为核心的生产，另一部分作为辅助，给庄园提供着各种服务和所需的物品。西藏的庄园也是如此。

对农奴而言，最沉重的负担来自强迫劳役。索康庄园26户家庭有104口人，一年要提供45个强壮劳力，每人干180天的强迫劳役。也就是说最好的劳力总不在家，无法耕种自家的田地（农忙时节也不例外）。除此之外，他们还要给主人和管家干很多其他差役，比如翻山把粮食运给远在拉萨的索康，路上的吃喝花费还要自己负担。阿旺回忆说，山路实在太难走了，有三个他认识的人被活活冻死在路上。其他的无偿差役还包括：

长途送货，通常将货物运往拉萨；

短途送货或送信；

从索康家的田地里将粮食运送去碾磨；

在索康宅邸之间送货或送信；

在驿站间送邮件；

管家也会有一些特殊要求，可以要求农奴给他们挤牛奶，照看小孩或做家务。

为了进行比较，下面我再从《大英百科全书》“庄园”一节中摘出描写中世纪英格兰农奴悲惨生活的一些文字：

农奴生活之艰难在于差役实在太多，不仅要为自己租种的土地出钱出力，在差役方面还要付出更多。他要长期用自家的工具和牛给主人犁地、耙地、收割、打场和运输等，直到干完一年中所需的天数。在庄稼收获或任何需要的时候，主人都可以延长他们干活的时间，农奴对此不能拒绝。同时，如果庄园需要马车，佃农就得提供，甚至包括去100英里（1英里≈1609米）之外的地方。犁地、围栏、水渠维护和剪羊毛等其他劳动也落在农奴的身上，有时甚至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还剩余多少时间经营自己租种的土地。此外，他还要提供蜂蜜、鸡蛋、鸡和犁头等东西。

然而与之相比，西藏的现代农奴制度甚至更加恶劣。显然，在英格兰封建时期，农奴和奴隶有所不同，除非农奴也是土地的一部分，否则不会被买卖。但是在西藏，农奴彻底变成了奴隶，随着家庭和土地之间的交易奴隶被买卖则十分普遍。

以上是要向庄园交的苛捐杂税，而这些还远非全部。

除了庄园，农奴们还要向噶厦地方政府缴纳税纳差。每年除现金税负，还要交相当于1.5吨粮食的实物差，官员出行要无偿提供乌拉差役，这一点尤其让人感到无奈和痛恨。其他方面还包括要随时提供青稞面粉、清油和坐垫，为官员出行备好马匹和马夫，稍有怠慢就会遭到鞭打。农奴对噶厦政府的差役还包括提供运粮工具，给马提供饲料，为制衣坊提供染料，运送木头和羊毛，还要为马备好铃铛。最后，噶厦政府还要征收“耳朵税”（因为藏族人都戴耳环或耳坠）、出生税和死亡税。

除此之外，农奴还要向喇嘛寺庙缴纳实物。克松要给寺庙提供1000斤粮食，每天提供3匹马，每1.7公顷土地提供一个劳力，共需74个人。每次喇嘛诵经，农奴还要提供酥油、清油和食品，供诵经仪式和喇嘛吃喝之用。[8]

仅仅听到这些，我似乎已经感觉到有无数重负压在我的肩上，也认识到像阿旺这样的藏族人为什么要学习马克思主义，为什么对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有关“剥削就是无偿占有劳动者劳动”的说法理解起来那么容易。在资本主义社会，工资、租金和价格掩盖了剥削的本质；而在封建主义的西藏，人们以直接和原始的方式体验着剥削。因此，马克思向欧洲人解释什么是剥削的时候往往需要做很多深入的分析，而对于这些没有受过任何教育的人来讲，它的意义是不言自明的。也因为如此，西藏的农奴总是用劳动力和劳役的解放来憧憬自己在政治上的解放。

农奴们另一个沉重的负担来自高利贷，阿旺愤怒地对高利贷进行了详细描述。

在克松庄园58户农奴和堆穷家庭中，除一户小工头没有欠债，其他人截至1959年，欠粮79吨，平均每户约1.4吨。欠喇嘛庙的债每年要付20%的利息，向管家借粮的利息为40%，1951年前从噶厦政府借粮的利息为25%（1951年，解放军进藏和1959年西藏民主改革时期，利息减为10%）。现金债务的利息每年通常约为25%，克松庄园平均每户欠40块银圆的现金债务。

最后，每年克松庄园的农奴和堆穷还要付7%的利息，约合1.6万块银圆，但这些钱他们从来就没有借过！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财产管理部门将这笔钱转给了位于拉萨的甘丹寺，并且允许甘丹寺从克松庄园的劳动人民那里收取利息。从那时起，甘丹寺的喇嘛每年都会定期过来收债，凡拖欠者，喇嘛有权将其处死，或强迫其用劳役来偿债。这笔巨债一直压在克松老百姓的头上伴随他们一生。

相比农奴而言，堆穷还有少许的人身自由，但在经济上更加贫困，受到的剥削也更多，更没有人身安全。1965年时任克松乡副乡长的白玛桑堆曾经也是一名堆穷。他说：“过去，每家每户五六口人经常只有一床被子。”这些堆穷不属于庄园，因此按惯有权利，即使他们付出了劳动，也无权得到劳动报酬。相反，他们还要被强行租种一些小块儿的份地，主人或管家可以任意确定租金。他们可以在上面修小屋，但费用自理。由于缺少主人的保护（主人有权惩罚他们，但不保护他们），上层人可以随时殴打或将他们处死。如果先前的主人找到这里（很多人都是逃出来的），他们就会被当作逃犯抓起来，下场往往非常凄惨。如果原主人更贪钱财，堆穷自己也不想回去，最好的结果是额外付一笔人役税。简而言之，堆穷的“自由”往往是虚假的，这些“没有主人的人”如果不尽快依附于某个庄园，不但会落得一无所有，而且还会成为所有人的“猎物”。[9]

朗生虽然不用纳租纳物，但他们没有基本的人身自由，因为他们本身就是别人的财产，一无所有。他们没有住的地方，白天被赶到地里干活，晚上为了防止逃跑还要被锁在主人的院子里，吃的和牲畜一样。在走廊上纺线或干其他活的人，衣服的裙边有时会被绑在地上，以防止他们逃跑。迄今为止，还从未听说有人在晚上监工解开绑缚之前能够逃走。在此期间如果要方便的话，只能像被绑住的牲口一样就地解决。他们和牲口住在一起，干的活比牲口还要苦，受到的对待却更加残酷。

阿旺他们曾经亲眼见到过有6人被活活打死，36人被冻死饿死，16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