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克松庄园的新主人[1]

时完成。

在打谷场上，过去用连枷打需要几个月的时间，现在有了柴油机做动力的打谷机，谷子打完后直接装袋运走，再把麦秆堆起来就完事。还是同样的地，1976年的粮食产量是1965年的三倍。

黄昏，我们坐在村子新会议室里面说话，房间的照明用电来自克松村已竣工多时的发电站。尼玛次仁和阿旺告诉我说，从互助组到人民公社不简单也不容易。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土地改革和互助组极大地改善了人们的生活，但无法回避的是，一些人变得更富，有些人却变得更穷。对于那些劳力和牲口少、劳动工具也不足的家庭，就需要拿钱给家里条件好一些的家庭，因为人家帮他们种地，收庄稼，喂牲口。慢慢地，这些人从民主改革中得到的好处就没有了，有些家庭只好把地卖掉，还有人开始出租自己的劳动力，而另外一些少数人又开始了剥削。

简而言之，现在封建主义已经不复存在，但是一个尖锐的新问题又出现了，到底是走让部分人富起来的道路，还是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

仅靠自己务农依然困难的那些贫困家庭渴望社会主义，而那些富起来的人则想走另一条道路，还有些中间派仍然没有做出自己的选择。当时，封建主义的残余势力自然卖力地夸大这个分歧，并且别有用心地煽动人们跟党作对。一个曾作过管家随从的家伙编造了这样两个说法：“哪里有肉，鹰就会扑向哪里，”“在公社，大家要穿铁衣服和铁鞋子。”第一句话是说过去几年收获的东西，都被社会主义“拿走”了，第二句话是说参加公社修水利修农田，会让大家倾家荡产。

因此，人民公社制度最先实施于那些缺少牲口缺少劳动工具的社员。人民公社制度要和生产条件更好的互助组进行竞争，并且要证明自己具有更多优势。

只有在粮食产量、平均收入和集体提留资金带来的生产条件改善等方面优于互助组，支持互助组的人才会加入公社，他们包括19个中等收入的家庭，2个富裕家庭和2个一般家庭。

1972年，克松公社具有了社会主义的性质，土地和生产资料都归集体所有，社员自己出钱购买的牲畜和工具都被集体赎买，大家除了劳动的收入外，再无其他收入来源（享受抚恤金的人除外）。

截至1976年，公社连续迎来七个大丰收。1973—1974年间，粮食的产量已经超过国内北方地区的平均粮食产量（每亩400斤，每公顷3.6吨），公社用上交国家的粮食和其他产品换来的集体收入购置了以下设备：

4台拖拉机

3台柴油发动机

9台脱粒机

4台扬谷机

8台条播机

9辆胶轮马车

全公社孩子入学率达到80%，还有一个诊所和3名赤脚医生，可以对一些常见病进行处理。

除了在这些设备和服务上的投资，以及给社员支付劳动报酬，公社提留1.2万元用于扩大生产，2.1万多元用于办福利。在粮食方面，一部分粮食分给了社员，一部分给国家上缴税金和卖给国家，除过预留的种子和饲料外，集体的粮食仍然结余了40吨，每家每户的余粮都够吃好几个月，60%的家庭有了存款，不少人靠公社盖了新房。

1959年民主改革前，在当地农奴主势力的统治下，克松人根本不可能加入共产党。截至1965年，村里发展了6名党员和6名共青团员。到1976年，党员人数增加到19人，团员人数增加到37人，党员和团员一共56人，全部都来自昔日的农奴和奴隶阶层，他们是当地社会主义发展的坚强领导核心。

在技术方面，来自农奴和奴隶家庭的8名年轻人经过培训，掌握了农机的操作和修理技术，其他还有会计师、电工和老师。还有3人在外地当干部，7人到西藏的新工厂当工人，6人在部队服役，5人在大学学习。

看到这些数字，大家似乎感到旧社会是一千年前的事情。

但是人们没有忘记过去！1976年，克松公社举行了阶级斗争的展览，用保存下来的文物、事实和数字，向人们清楚地展示了奴隶制下的克松历史。和自治区其他地方一样，过去的一些情景用泥塑的方式进行了再现，几个世纪以来，这种艺术形式在西藏通过为寺庙制作无数人物形象而得到高度发展（当时制作的神的数量比人还要多）。现在，这种艺术得到了改进，成为劳动人民的代言人。

展览中展出的物品还有一些著名起义的档案，其中就有至今让人仍然记忆犹新的1927年起义。

在这里，大家又一次看到庄园的监狱和奴隶主对奴隶的残酷折磨，奴隶主的目的就是要用这些东西来威慑和镇压奴隶反抗。作为“法律和宗教”的补充，这些残忍的惩罚手段使受压迫阶级被迫屈服于自己的命运。而这些残忍惩罚手段能够在西藏存在几个世纪，表明了人民的反抗不仅存在，而且正在累积和爆发，这正是奴隶主最恐惧和害怕的东西。曾有人说过，人民的不满是最近才“从外面引入到西藏”，或者是人为灌输的，这些说法都荒谬之极！

这也是逃往国外的西藏旧统治者一直喋喋不休的主题。达赖喇嘛的大哥土登晋美诺布在与一位西方作家合著的书中这样写道：“……在西藏，有钱有势的人从未操纵过他人对生活的满足感，因为大家都很满足。”[14]对这些作者而言，寺院的经济和社会作用是“作为土地的拥有者，为当地的农民提供帮助”。[15]

作者最后在结论部分写道：“就我对西藏的了解，我敢说没有什么比它更完美了。”到底对谁来说完美？！！

让我们再来看看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里面的一些藏品。1981年，我在那里见到了一些旧西藏的艺术品和场景。在一个描写西藏贵族的大型画作前摆放着这样的说明：

“贵族的财富来自对土地和草场的所有权，农民通过种地支付税金，农民和地主关系的核心是他们彼此相互需要：农民需要生存，贵族需要劳力。”

如果不问“贵族的财富不是来自农民和牧民，又来自哪里？”这个问题，这种说法听起来是何等的美妙？！

克松的展览记录着人民取得的胜利，记录着人民重新获得对自己身体、土地和劳动的所有权，记录着克松走社会主义道路后开展的各种运动，记录着大家摆脱了无知和迷信实现的自我解放。

克松人民公社成立后的十年间取得的成就有数字和人物典型为证。克松新修了10条灌溉水渠，9条旧水渠也得到了改造，1400块分散的小块耕地被改造成41块平整宽阔的大片耕地。

所有这些都在有关67岁白玛拉姆一生的展览里得到呈现。

大约40年前，白玛拉姆还是个堆穷，她带着三个孩子从数百公里外的地方逃到克松。克松庄园立刻抓住她大儿子做奴隶。一家四口在一个乱石堆里安了家，两个年幼的孩子只能依偎在阿妈的怀里取暖。

1959年实行民主改革，白玛拉姆家分到一公顷多的土地，当年就收了2吨多粮食。按每人每年需要粮食330公斤计算，粮食的一半就足够全家人一年的口粮。剩下的另一半粮食除了留作饲料和种子之外都卖给了国家，卖粮的钱又买了家具、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