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两个开端的回忆

时候，就成立了人民公社，实行土地和生产工具彻底向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转变。但在这里，这种转变本身要在公社的框架内稍晚一些时候进行。

有记者问：“这里的土地还归个人所有吗？”索南扎西回答说：“尽管土地仍属于个人名下，但实际上这个问题已经几乎不存在。目前，唯一不同的是由生产小组管理的土地和村民房屋附近的自留地，自留地种什么由村民自己决定，自留地打的粮食也不进入村里总账进行再分配。”

我们告诉索南扎西他的解释既具体又深刻，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回应说：“大家都清楚，我们不打无准备之仗，准备的方式就是把群众调动起来，对每件事都进行充分的讨论，这也是我们对每个细节都十分清楚的原因。”

索南扎西继续说：“尽管公社才成立两个月，它的优势已经显现了出来，大家想事情往往都会从更宏观的角度去加以考虑。比如，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做绿肥，现在我们就在用绿肥；公社会提前预留好劳力，防止和其他的事情发生冲突。根据土壤情况的不同，可以对庄稼实行更好的安排和照管。大家从来没见过庄稼能长得这么好，包括一些年岁很高的老人。”

说着说着，党支部书记索南扎西又提到了人民当家做主的“精神进步”和“不断提高的自我意识”，这很显然是他最喜欢的主题。他激动地表扬了马夫洛桑，说他在一个温度很低的晚上，用被子给自己负责照看的马匹取暖。对于这件事，洛桑是这样解释的：“我感冒了只会影响到我一个人，如果马冻病了，那就是集体的损失。”赶马车去拉萨的时候，洛桑记账没有写上吃饭的花费。他说：“不管在哪儿，我都要吃饭。”

索南扎西自豪地说：“现在，大家都变成了这样的人。”

东嘎乡自然环境优美，公社管委会的办公地点是一个用红色石头修建的旧房子，位于一片绿色小树林的深处，管委会很多委员住在另一个结实好看的楼里。

在楼上一个通风很好的房间里，我们见到了住在这里的次仁央宗，她44岁，身体看起来很结实。当我们感叹房间的窗子真大的时候，她说：“坐在这儿，可以看到整个院子，过去管家就是从这里监视我们这些在下面干活的奴隶的。”从房间的一个角落里，她拿起一个厚厚的铜勺，勺把足足有一英尺长。“过去就是用这个勺子给我们盛饭，每人一天两勺。管家如果不高兴了，还会用它敲我们的头。有时候使得劲儿真大，人的头盖骨都被敲烂了。”

离开那个房间的时候，我们见到一个固定在墙上的铜质转经筒。[4]我们问她：“你们现在还转吗？”女主人笑着回答说：“我吗？不！再也不转了。过去他们就是用这些东西把我们的头转晕的。现在我们知道并不像他们说的那样，人生下来就有什么命好或命坏之分。如果命好，为什么我过去是住在马厩里的奴隶？如果命不好，为什么现在我住在这么好的地方？”显然，如果辩论起来，没有哪个神学家能够说服这个性格直率的藏族妇女。

副书记曲礼住在隔壁的房间里，他给我们看他过去穿过的破衣服，都是小心保护才留存下来的。曲礼说，在当奴隶的20年里，他经常被拉到哲蚌寺挨打，想逃跑的时候脖子上被戴上厚厚的木枷，腿上还要戴上沉重的脚镣。讲这些的时候，他显得十分平静。忽然，他正在上学的儿子难过地哭了起来。当时，他站在门背后不易让人看到的地方，脖子上戴着少先队员的红领巾。他哭，是因为听到了阿爸的叙述，就好像自己又经历了阿爸遭受的苦难一样。

楼梯平台处橘红色外墙上有很多用粉笔写的数字。

“这些数字是什么？”我们问。

“哦，这是孩子们给公社记账演算留下的，他是算得最好的孩子之一。”曲礼一边微笑着对我们说，一边把手放在儿子的肩上试图安慰他。由于悲伤，他的双肩还在不停地抽动。

历史永远不会在这里重演！永远不会！



邦堆：人民公社使大家用上了电


乘坐一辆路虎越野车从拉萨出发，沿着年楚河畔崎岖的山路，一路颠簸4个小时就到了邦堆。在那里，我们参观了西藏的第二个人民公社，它1965年7月20日成立，比东嘎人民公社仅仅晚了两天。邦堆公社似乎更代表着未来，它的三个村子家家户户都用电照明，公社会议室和自己建的学校里也是这样，照明用电均来自公社自行管理的一个小型水力发电站。

和东嘎乡一样，邦堆过去也是寺庙的属地，201公顷耕地大多数属于被尊为“神王”的达赖喇嘛的驻锡地布达拉宫。民主改革时期，这些土地被分给89户奴隶和农奴家庭（共428口人），成立了11个互助组，后来又合并成为7个规模更大的互助组。

在人民公社成立之前，互助组的粮食产量从平均每公顷780公斤提高到1155公斤，耕畜数量从72头增加到121头，奶牛从167头增加到226头。加之没有了昔日的苛捐杂税，所有收入直接受惠于民，因此到1964年，邦堆公社的家庭购买力是1959年民主改革前的6倍。

和东嘎乡一样，这里的人也认识到互助组并不能带领大家走向共同繁荣。尽管在效率和经验的积累上，这种初级合作方式是必须经历的一步，但也带来新的贫富分化的种子。它隐藏在互助组的简单形式里面，通过个人经济和集体劳动之间的矛盾显现出来。

在邦堆，冒出“资本主义尾巴”的例子来自一个叫尼玛次仁的家庭。[5]在封建农奴时期，尼玛次仁从农奴变为一无所有的奴隶。民主改革后，由于家里人口多，土地划分按人口进行（包括小孩在内），相对而言他家分的地和牲畜都比别人家多。互助组的其他成员虽然人口少，分的地少，但成年人和壮劳力多。因为小孩不具备劳动能力，这样一来，其他人就要为尼玛次仁家的地辛苦劳动，就形成了尼玛次仁对他人劳动的剥削。根据互助组的规定，在收入方面，尼玛次仁比那些给他带来额外收入的人还要高，但别人用他的牲畜还要付钱，这无形中又增加了他的收入，其结果是他开始采取一些剥削的做法，比如本人很少参加组里的劳动，碰到不喜欢的活甚至直接不去，只有在回忆过去的苦日子时候，尼玛次仁才会去参加集体劳动。即便这样，他依然可以不用劳动就能获得收入，因为在这样的组织形式下，他最初的优势形成了收入的不公，这种不公只能减少，而无法进行回避。

现在来看一个相反的例子，看看像贡布一样的昔日奴隶，怎样从互助组成员变为被剥削者。就土地和劳力而言，贡布家的情况和尼玛次仁大致相反，虽然他干活很卖力，但是在民主改革后的几年里，与互助组其他的成员相比，他家的经济状况变得更加糟糕。

总的来说，邦堆实行互助组5年后，在收入上大约25%的家庭又开始走下坡路，大多数人保持基本稳定，或逐渐得到改善，但是一部分人的收入过高。

因此，有这样一个问题摆在了大家的面前：到底是继续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再次回到人剥削人的旧社会？在党的领导下，社会主义道路通过组织和发动贫苦大众取得了胜利，而且还做出了更多的努力，将所有能争取过来的人都争取到了这条道路上。

贡布就是其中的积极分子之一，他过去是奴隶，现在家里的经济状况也不太好，1965年他还是一名公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