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两个开端的回忆

民兵。另一个人叫扎西卓玛，过去也是奴隶。在互助组时期，她的生活情况得到了相应的改善，但还是无法忘记过去。看到新的贫富差距再次出现，她强烈反对。她的家庭内部也出现了斗争。在与丈夫争论的时候，她丈夫主要想个人怎么去赚钱，扎西卓玛却认为：“好日子对我来说就是大家都能过上好日子。”1965年，扎西卓玛是公社监察委员会的领导，在她的劝说下丈夫也成为一名委员。

邦堆公社的成立并非一蹴而就。1965年2月，12个较贫困的家庭组建成立了合作社。在耕地、播种和庄稼生长的初期，他们证明了以集体形式种地所具有的优势。与此同时，还有另外16个家庭没有成立合作社，他们合并成为两个联系更紧密并且更加成熟的互助组。作为互助组的共同财产，他们有一个可以把青稞磨成糌粑（炒青稞粉，藏族人的主食）的小型磨坊、两头耕畜和两个新型犁具。劳动力的有效合理分配提高了他们副业的收入，如发展集体企业，从事伐木和养猪等。

这些典型案例说服了更多的人。支持成立人民公社的人写信给党支部，不识字的家庭还让人以他们的名义代写。仓木卓玛家有五个壮劳力，他们也认识到互助组存在的种种不足，并且不约而同地要求成为公社社员，89户家庭中82户提出了申请，人民公社从此成立。

和东嘎公社相比，邦堆公社在经济方面进行的试验也许更加成熟。公社的三个队中有一个29户家庭的小队，占公社耕地面积的1/5，从先前的合作社过渡到社会主义土地集体所有制，按照劳动的多少而不再按土地的多少进行收入的分配。所有大型农具，包括犁和耙，都从社员那里赎回，大部分耕畜仍然由个人拥有和饲养。如果集体要用它们从事劳动或运输，则需要给主人付租金。集体若需要购买耕畜，则要经过集体的商议同意。各家各户的羊也集中起来由集体安排统一放养，放牧人凭放牧的天数计算报酬，羊生产的肥料归集体所有，而且每出生两只羊有一只羊归集体所有。就这样，集体的羊群慢慢地多了起来。

邦堆公社的另一个特点是它有一名叫旦增的女书记，今年24岁，过去也是奴隶出身，因为工作出色而当选。大多数公社委员会成员与38岁的党支部书记次旺多杰一样，昔日都是奴隶。在那里，我们参观了长势喜人的小麦和青稞，还参观了1所小学。公社一共有3所小学（65名小学生），还有针对成人的夜校班，有阅览室和图书馆。旦增告诉我们说，年轻人成立了一支田间宣传队，表演的节目有革命歌曲演唱，还有革命样板戏等，他们还成立了一个27人的民兵武装小组，其中10人是女性。

临走之前，我们参观了公社的小型水电站。水电站虽然看起来十分简陋，但它的效率较高。发电站有一台功率为10千瓦的涡轮发电机，1个拦河坝，1个用绞盘控制的水闸，1个布满开关的控制板。门口处的杆子上挂着一颗很亮的电灯泡，电线则通过电线杆被拉往三个村子。两名共青团员负责着电站的运行，两人的年龄都是21岁。他们说只用了三天时间，就从安装设备的拉萨纳金水电站工人那里学会了怎样发电。他们兴奋地向我们介绍了发电站的运行情况以及电站带来的变化。其中一个青年说：“发电站让夜晚变短了，我们有文化，什么事都能干。”由于水力资源丰富，公社正计划安装一套新的发电机组。毫无疑问，我们参观的是全西藏第一个电气化村。

没有人民公社，邦堆的农民不可能有发电站。

1976年我再去参观的时候邦堆又迈进了一步，最早的那个发电站增添了设备，并且实现了扩容。当时庄稼收割即将开始，粮食产量与以前相比大幅度提高。人们自豪地带我们穿过一个果园，里面种着大约1000棵苹果树，每棵树都挂满了果子。在旧西藏，苹果只在一些高级贵族的花园里培育，一次10棵树左右。因此，苹果几乎可以说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农奴或奴隶根本吃不到，很多人甚至连见都没有见过。现在，很多地方都种上了苹果树，苹果已经成为新生活的象征。

在这里，全年的无霜天数只有160天，这些农作物的栽种不仅象征着人类战胜了自然，而且还象征着公社所具有的集体优势，尤其是革命精神和科学精神战胜了昔日根深蒂固的习惯以及对命运的屈服。

年轻的巴桑身材矮壮，皮肤较黑，担任邦堆人民公社革命委员会主任，他本人就代表着这里发生的巨大变化。巴桑一出生就是奴隶，幼年时期还当了三年喇嘛。1959年民主改革后他获得自由，又到邦堆第一人民小学上学。十几岁的时候他担任过合作社的会计，后来合作社又发展成为人民公社。1966年，20岁的时候他入了党。1976年他30岁，除了担任公社管委会的领导，还是民兵连连长和学校领导层的成员。

1976年，全国兴起农业学大寨的热潮（几年后，巴桑和其他积极分子曾到大寨参观学习过）。经过不断的努力，邦堆公社以前一千多块分散的土地被改造成大约200片连片土地，后续的清理和平整工作还在进行之中。这些土地90%都可以灌溉，连续追肥使土壤变得更加肥沃，优良种子（从种过的种子中挑选出来，有些种子是他们自己的年轻人在实验田里通过杂交培育出来的）的使用，进一步提高了粮食的产量。

农田建设和灌溉不仅仅涉及土和石头，还要和一些古老的禁忌进行较量，比如这个小山头是神圣的，不能平掉，那条小溪有神灵，不能被改道，那片草地神说了不能动等等。诸如此类的说法，都被那些对社会主义抱有敌意的旧势力加以利用，也影响了那些根本不能称为“反动的人”，但他们只不过还没有抛弃旧的思维方式罢了。

巴桑说：“我们用革命和科学进行了还击。首先，我们举办了新旧社会对比的展览。在老人的记忆里，住在这儿并经历过旧社会的人大概有400个，24人为了不被饿死而逃走，6人被农奴主活活打死，还有60多人死于天花。我们让大家明白了这一切都是剥削造成的。在邦堆，喇嘛作为庄园的代理人，过去行使着当地政府的权力和神的权威，强征361种封建税负和贡品，违反者要遭到鞭打和折磨。喇嘛赞美压迫，并且以做法事赶走坏天气为名，让人们提供供品。所有这些都是展览的内容。

“接着，我们向人们展示了1959年平叛后，民主改革推翻了封建主义。我们要让人们知道，党如何帮助大家，如何使我们成为自己身体、土地和庄稼的主人。接下来邦堆公社响应毛主席‘团结起来’的号召迈出了第一步，农业产量得到了提高。但由于受小型个体经济的限制，粮食产量提高的幅度不大。再后来是人民公社的成立。总之，我们用大家熟悉的事实，让大家明白毛主席教诲里面说的那个真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所以，我们不仅是为自己工作，也为社会主义的胜利以及将来实现共产主义而工作。我们启动了更大规模的科学种田。现在，我们的人口增加了，以前逃出去的很多人又回来了，乡亲们不会再被饿死，也不会死于一些常见的疾病。虽然吃饭的人多了，但我们不再像民主改革后一段时间那样还需要救济粮。相反，我们的农业生产还出现了粮食的结余。为了保持这种势头，我们一定要把自己从所谓‘命运’的反动思想中解放出来，从一些自私自利的思想中解放出来。所有这些展览都一目了然，生动有效。”

在经济上，邦堆曾经一度依赖国家的补贴才能维持，现在的情况已经得到了改善。自1973年最后一次支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