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结巴公社和藏族妇女先锋次仁拉姆

结巴公社是西藏另一个著名的人民公社，它的发展离不开妇女领导次仁拉姆，离不开新西藏妇女地位的整体改变。

次仁拉姆一出生就是奴隶，幼年时期和成人后曾多次被卖给或送给其他奴隶主。她和丈夫也被活活拆散，出生在牛圈里的孩子连自己的父亲是谁都不记得。其中一个襁褓中的孩子在一个寒冷的晚上被冻死，尽管她祈求奴隶主允许将他带到屋内。直到1959—1960年民主改革后，次仁拉姆才和丈夫再次团聚。现在她的丈夫在公社工作，活下来的儿子参加了解放军，女儿从西藏东南部的林芝护士学校毕业后做了一名“赤脚医生”。

1965年，我第一次见次仁拉姆，当时她39岁，已经是西藏非常有名的共产党员，是“朗生生产互助组”的党支部书记。这个互助组是西藏自治区集体农业第一阶段的先锋。朗生的意思是指奴隶，这个互助组以朗生命名，是因为它的所有成员以前都是奴隶。同年，次仁拉姆当选西藏自治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在她身上，你丝毫看不出由于职位晋升带来的任何变化。她依旧是一名劳动妇女，是解放让她重新焕发了青春与活力，过去的苦难成为激励她自觉不断努力建设现在和未来的动力。次仁拉姆精力充沛，说话干脆利落，棕色的眼睛温暖亲切，笑容不断出现在她轮廓清晰晒得黑黑的脸上。她是刚刚焕发潜力的西藏女性的杰出代表。

1976年我们再次见面时，她刚五十出头，既成熟又有活力，当时她已经是西藏自治区副主席[1]，西藏自治区领导委员会的成员和全国人大代表，但是她依然步伐矫健，从未停止下地劳动；她还穿着家乡的长筒靴，羊毛翻在里面的无袖羊皮背心。几个月后我在北京又见到她，她依然是这样的装扮。当时，她在北京参加一个全国性的会议。

次仁拉姆工作的地点也没有变，依然和她的组员们——昔日的奴隶在一起。现在，互助组成为次仁拉姆领导的结巴人民公社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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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在西藏南部泽当县，次仁拉姆向我介绍了互助组的一些主要成员。

这些成员也体现了公社的主要特点：在解放的基础上，人民公社依靠自己的努力成长了起来。尽管政府随时准备给予必要的帮助，社员们一开始就决定要“用自己双手劳动，不想伸手请求救助”，他们是中国人民熟悉的“穷棒子精神”的典型代表。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无论何时何地，毛泽东主要依靠了这种以阶级为基础的自力更生精神。让人尤为吃惊的是，这个由昔日奴隶组成的藏族集体，其主要成员都是女性。

“我们的主要方式是回忆旧时代的生活以激励我们建造新生活，”次仁拉姆说。“让这里的同志讲述他们自身的经历吧。”

他们开头的讲述让人不禁想起了美国内战前南方黑奴的生活（如果不与几百年前欧洲中世纪早期的情况进行比较）。

互助组组长土登33岁，他的体格、肤色及鹰一样的特征与美国西南部的土著人极为相似[2]。土登过去曾经是叛徒夏扎的奴隶。1914年，夏扎这个贵族在由英帝国主义操纵的文件上签字，给中国和英属印度划分了边界，即所谓的“麦克马洪线”，把中国西藏的很多领土划给印度（中国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从未承认过这条线的存在）[3]。与次仁拉姆一样，土登的生活充满了社会和家庭的悲剧，也充满了愤懑和抗争。与他自己喜欢并私自成婚的奴隶一道，土登曾经千方百计地想从夏扎家逃走，但最终都被抓了回来，并且受尽了残酷的折磨，接着又被转卖给他人，这样也把他和妻子拆散了。现在他们夫妻团聚，并有三个孩子，一个出生在民主改革前，另外两个是他们团聚之后出生的。

年轻的索南旺姆28岁，民主改革前住在狗窝里。她也因为私自成婚给新郎带来了麻烦。主人用刀子捅她丈夫，然后又给他戴上铁镣，致使他落下了终身的残疾。后来，他又被流放到森林里伐木。当时索南旺姆已经怀孕，在悲伤和劳作的双重压力下孩子没有保住。1965年，她已经成长为互助组的积极分子，丈夫回来后也入了党，成为结巴乡的一名领导（这个乡后来发展为结巴人民公社）。

另一位年轻女性叫旦增普赤，她的两个孩子被先后卖掉，她和丈夫也被生生拆散。民主改革后他们夫妻团聚，并且两人都成为互助组的积极建设者。

这四个家庭是1961年互助组成立后十一个家庭中的一部分。互助组一共分到6公顷土地，其中2/3的土地贫瘠产量低；除此之外，他们还分到3头耕牛和6头跑运输的毛驴；生产工具非常匮乏。

互助组最初的困难是，组员们过去只是住家仆人或只喂养过牲口，对种地几乎一窍不通。这不是一个好的开端！但即使这样，1961—1964年间，他们还是将粮食的平均产量提高了两倍，每公顷土地粮食产量约为2.5吨，而且他们还在努力想把最肥沃耕地的粮食产量提高到每公顷5.25吨。这么高的产量不仅在西藏前所未闻，即便在土地肥沃的内地长江南部地区，也相当不错。[4]1965年粮食获得丰收，在旧西藏被称为“生也一无所有，死也一无所有”的翻身农奴。人均收获半吨粮食，不仅各家各户（1965年是16户）粮食供应充足，还有余粮可以出售，换来的现金还可以购买其他的必需品。

次仁拉姆解释说：“我们还能够做得更好，大家走到一起就是为过上好日子，就像我们藏族人说的那样：‘只要大家拧成一股绳儿，羊毛也能捆住雄狮。’其次，大家思想上都很坚定。我们遇到了很多困难，将来肯定还会遇到更多。但是，这些困难和我们在庄园挨的皮鞭相比又算得了什么？！

“1961年，我们已经有三名党员。党和毛主席曾经教导我们说：穷人只能依靠团结、自力更生和革命干劲才能站起来。所以，三个党员要求自己一定要做好群众的榜样，大家总是牺牲自己的利益去帮助别人，自己能做的事情一定不去麻烦别人。无论什么时候如果有人动摇了，其他人就会说：‘永远不要忘记过去，要坚持住，真正的共产党员必须实实在在为人民服务，只有这样才能树立起党员的声望和威信。’如果不能全心全意帮助阶级兄弟提高认识，依靠他们带领他们前进，我们进行的政治学习和召开的会议就纯粹是浪费时间。”

这种精神鼓舞了一个又一个组员，困难也一个接一个被克服。

第一次播种的时候，组里决定在地里施更多肥料，但当时仅有6头毛驴，需要20天才能干完，超出了他们计划的时间。于是，组里决定发动组员自己把肥料背到地里。截至1965年，组里每年投放到地里的肥料增加了一倍。

互助组面临的另一个难题是需要清理地里的石头，这种情况在西藏非常普遍，他们从每公顷耕地里面拣出了750筐石头。

为了弥补工具的不足，第一次翻地前，他们安排一部分人去临近的互助组干活，以此来交换他们的牲畜和工具使用。还没等到牲畜和工具过来，留在家里的组员们已经开始在仍处于半冻状态的地里用锄头挖地。

由于大家都缺少经验，要播种的时候就派人出去学习怎样播种，比如一把要撒多少颗种子，走多少步撒一次种子等诸如此类的细节。

还有一些人外出当“学徒”学习锄地，回来后再传授给其他人。一个人在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