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结巴公社和藏族妇女先锋次仁拉姆

锄，其他人跟在后面学习模仿。旧西藏曾有这样一个顽固的思想：男人不锄地，女人不耕地。现在，大家对这个说法均不以为然，组里的劳动力也得到了更好的使用。

当年秋天，组员们投身于庄稼收割这最后一场战斗，收获的粮食比上一年增加了50%。

第二年冬天，他们丝毫不敢懈怠，在雅鲁藏布江上用石头筑起了一座拦河坝，新修了一些灌溉用的水渠。第三年冬天，他们找到了增收的一些其他渠道，比如给人运东西，砍柴卖，做扫帚，缝纫，从事养殖业等。这些副业的收入并没有取代粮食生产，而是进一步促进粮食增产。

1965年，另外五户人带着土地、家畜和生产工具加入了进来，互助组的规模得到进一步扩大。一部分生产工具是用余粮出售得到的收入购置的，而绝大部分工具都在当地制造。一些组员会打铁，他们就用捡到的废钢铁制作工具。通过暂时减少大家的牛奶用量，贮存冬饲料，互助组的牛犊数量得到了进一步增加。

人们在精神上和身体上获得了双重的解放。在西藏，过去人们一直认为，庄稼种下去后再施肥会“把庄稼烧死”。事实证明这个说法站不住脚，互助组在地里施尿素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西藏有一种高产的白青稞，以前只供贵族食用，据说如果农奴和奴隶动一下它就会“噩运当头”，不仅“人会死掉，草场也会枯死”。

为了打破这个禁忌，次仁拉姆在组里的试验田里试种了这种青稞。当时收获的青稞产量是种子的23倍，她还在家里用这种青稞做饭吃。最后，这种青稞对人无害的事实被公之于众。从那以后，不仅互助组种这种青稞，吃这种青稞，全乡人都开始效仿。

过去随时会倒掉的旧房屋也得到了修缮，一些组员还建了新房。

在1959年时，互助组还没有一个孩子上学。但是到了1965年，所有适龄儿童均入学接受教育，有些人甚至还会记账。

下面是我们得到的一些数字，它们记录着这些翻身奴隶的生活所发生的变化：

表6-1“朗生”互助组1961年、1964年情况对比

从这些数字可以看到，牲畜和农具的数量以及互助组成员的消费都大大增加，增长的幅度比产量增长的幅度还要大。这主要是由于农奴主的剥削已经不复存在。

互助组1965年的粮食产量（我们参观后得到的数据）共计26吨，平均每公顷3吨，组员每户分到的粮食是1.6吨（500公斤/人），牲畜数量增加到200多头。

当我们见到次仁拉姆和互助组成员的时候，他们正在讨论下一步成立人民公社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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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9月，西藏自治区成立时，中央政府派出高级代表团广泛听取了西藏干部和群众的意见。次仁拉姆应邀出席，并在拉萨举行的一个论坛上讲出了她自己的愿望。与其他很多人一样，她是这样说的：“我希望西藏不久能成立人民公社。”

结巴公社成立于1966年，次仁拉姆担任公社的党支部书记。十年后的1976年，她用两个下午的时间给我们介绍了这十年间发生的事情。下面是她讲话的主要内容，只省略了一些与其他兄弟公社相似的细节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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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互助组正在大踏步向前发展，但不劳而获的现象依然存在。互助组没能阻止贫富分化的再次出现。公社则不同，它消灭了剥削，提倡多劳多得，不参加劳动就分不到东西，这样就更加公平，它也是党指给我们的共同富裕之路。

在大家一起学习了毛主席的讲话，统一了共同向前发展的想法后，结巴人民公社成立了，这个做法在当时也引起了一些争议和论战。财产较多的那些人想维持现状，阶级敌人也在到处散布谣言，有人甚至嘲笑说：“加入人民公社将会变得一无所有，大家只能从一个碗里找食吃。”还有人抱怨说：“加入公社将会失去自由，公社大大小小的领导会盯着让大家干更多活。”

当初，这些人反对成立互助组，现在他们又喊出这样的口号：“保持互助组永远不变！”其实，他们真正不可告人的目的是想摆脱任何集体的形式，重新爬到穷人脖子上实行剥削。对于这些人，一定要予以揭露和打击。但是还有很多倒向他们的人其实并不反对社会主义，对这些人只需要好好地谈一谈。对这两类人加以区分极其重要。

在发展的每个阶段，自治区党委都给予了我们应有的帮助，它号召大家学习毛主席有关在农业上要加强合作的著作。1973年，我们准备正式启动向大寨学习的活动。1975年，全国首次召开“农业学大寨”的专题会议；之后，这项活动在西藏全面铺开，当时我们正在大规模兴修农田和水利。

不出意料的是，原来的农奴主和庄园的代言人想竭力破坏我们的努力。他们给社员们说：“这些工程只会带来更多劳动和麻烦。”干活的时候他们行动迟缓，拿的工具和筐子也是家里最烂的，并且经常请病假，还对分派的任务唉声叹气。这是他们斗争的新形式！他们的态度与那些翻身农奴和奴隶的态度形成了鲜明对比，后者总是拿出家里最好的工具，干活也十分卖力。

几个月后，我在北京再次遇到次仁拉姆。当时“四人帮”已经倒台，她跟我讲人民公社还面临着其他一些困难。

1975年，人民公社正在积极酝酿着新的计划。紧接着就有人开始泼凉水，《红旗》杂志刊登文章对所谓的“唯生产力理论”进行了攻击，这导致一些干部中出现了疑惑。难道说发展生产加强农田建设让我们站到了“错误路线上”吗？

当时，我们不知道党中央的主要喉舌已经被“四人帮”控制。我们只是不明白，改革或干其他事情怎能离开粮食生产，离开其他产品的生产？！如果那样做，人们吃什么？口号能当饭吃吗？

过去的一些奴隶主和管家认识字，他们看了《红旗》上的文章后挖苦我们说：“你们说的那些‘努力劳动实现社会主义’，就是‘唯生产力理论’，这个路线是错误的，现在正在批判。”他们和“四人帮”唱着一样的调。像往常一样，只要有敌人捣乱，我们就召开群众批评大会。其实当时我们也在和“四人帮”做斗争，只是当时对于他们我们还不太了解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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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由于结巴公社坚持了自己的作法，其公社的粮食总产量达到868吨，平均每公顷6.18吨，超过了土地肥沃的长江以南地区人民公社每公顷6吨的产量目标。对于西藏来说，这真是个了不起的成就。

这个成绩与四年前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1972年“四人帮”横行，公社的粮食总产量跌到288吨，很多家庭开始出现粮食短缺。但即便在当时，次仁拉姆也在带领大家努力扭转局面。她带着一个肥料筐、一把锄头和一袋糌粑去公社第一生产队。当时那个队很穷，人们经常说它是“一条皮包骨头的尾巴，瘦得连羊的屁股都盖不住”。在那里，她发现很多社员根本不去集体的地里干活，而只愿意待在自家的自留地里，或者在家纺线卖钱。出现这种情况不是他们本质上比别人更自私，而是因为路线上出现了混乱；口号喊得很响亮，但没有采取实际的措施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次仁拉姆成功地将大家的思想再次统一到发展农业和壮大集体经济的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