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国营农场的阶级斗争、生产劳动和科学技术

就不再需要把苹果树苗空运进藏。现在研究所的育苗室每年要给西藏自治区提供3~4万棵幼苗。到20世纪70年代末，拉萨堆龙德庆县每个公社都有了自己的果园。

除苹果外，巴氏梨的改良和繁育也取得了成功。

1976年我们参观前不久，研究所已经把大多数水果的栽培工作搬到了位于林芝的大型国营果园。来自西藏很多地方的水果种植人员在那里接受了嫁接和剪枝等技术方面的培训。人们不断给我们讲：“西藏水果的未来无法估量。”

1976年，研究所2/3的工作人员长期在试验田里工作，农民农业科学小组的成员（现在所有公社和大多数互助组都成立了农科组）不仅可以免费使用研究所的设备，而且可以和研究所工作人员交流经验。

另一个更重大的方面是，农业科学向西藏农村劳动者打开了大门，专门的教育机构也向他们的孩子敞开了大门。研究所好几个藏族职工的孩子正在内地大学学习农业以及和农业相关的学科，其中包括农业设备、气象学、林业和水资源保护等。



解放军是农场的先锋


“八一农场”占地面积约为670公顷（1530英亩），它是一个部队农场，也是一个建有拖拉机停车场的现代化农场。农场的卡车可以运输产品，也可以运输其他的机械设备。

农场办公室的墙上挂着长征和其他历史性革命战争的图画，还挂着农场种植的农产品标本和示意图。在那里，我们听到了有关农场的感人历史。

农场的陈政委富有诗情地说：“1951年人民解放军‘跨过千山万水’到达拉萨，粮食是我们当时面临的生死攸关的问题。当时还没有公路可以把粮食从后方运进来，我们只有牲口驮进来的那点东西。按照‘十七条协议’的精神，西藏地方政府有义务帮助我们购买粮食[6]。然而，其不仅故意把市场上的粮食囤积起来不卖给我们，也不卖给当地的老百姓。当时，买五个小胡萝卜要花一个银圆，一个茶杯大的麦面馍两个银圆，而且也不准当地的住户出售柴火和饲料给我们。噶厦政府还到处散播这样的谣言：‘汉族人吃光了内地的粮食，现在又要吃光这里所有的东西，他们给的银圆不能当饭吃，所以不要和他们做买卖。’一些爱国贵族卖给我们一些粮食，老百姓也送来了一些牦牛粪，但都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虽然噶厦政府竭尽全力搞破坏，但其是无法将党培养起来的劳动阶级军队赶出去的。听从毛主席‘自力更生’的教诲，我们站稳了脚跟。

“我们向噶厦政府要一些荒地，他们毫不掩饰地挖苦我们说：‘你们几百号人能干什么？！’他们的官员把我们带到了一片长满荆棘的废弃坟场沙地，然后说：‘三天之内，你们能挖多少，你们的农场就能占多大的面积。’

“我们的部队和干部无论男女，立刻投入了劳动，大家不分昼夜连轴刨地。当时天气十分寒冷，我们连避风的地方都没有，工具也不够。最糟糕的是大家都饿得发晕，当时还没有可以运送物资的公路，我们每天吃的粮食定量是400克大豆和青稞，而且还经常发了霉。由于反动派不肯借石磨给我们磨面，我们只能吃没有磨的粮食，大家吃了后都拉不下来，而且严重营养不良。迫不得已，大家只好用一些野菜根和从洞里赶出来的老鼠肉来变换花样。尽管如此，我们一刻不停地劳动着，大家甚至放弃了休息，就这样我们把‘三天’时间延长为三天三夜。

“我们干活的时候有一个叫鲁康娃的地方政府高级官员来了。他穿着做工讲究的长袍幸灾乐祸地对我们政委王其梅说：‘你们高兴于自己的胜利，但饿肚子比在地里打败仗更难受。’很明显，他想把我们饿死。

“那些穷苦农奴就不一样了，看见我们捡野树根吃（这些树根有些看起来像在内地见到的一样可以吃，但实际上却有毒），他们就帮着告诉我们哪些可以吃，哪些不能吃。

“困难是对党员的考验和磨炼，党员都具有那种精神。我们吃饭故意去得晚一些，走得早一些，总想给别人多留一些。我们都想比别人多干一些，同志们的士气很高涨。在和土地的搏斗中，战士们嘴里哼唱着这样的曲子：

冻土硬如铁，

勇士坚似钢；

今天撒汗水，

明日庆丰收。

“劳动对于所有劳动人民来说都是相通的。当地的贫苦老百姓开始来到我们身边，他们同情我们，并且不断给我们一些建议。一位衣衫褴褛的80岁老喇嘛告诉我们说：‘你们上当了，这块地看起来比实际的情况还要糟，河水涨起来就会涝，没水的时候又会旱。’对于我们的士气和与老百姓的接触，反动派十分恼怒，他们派藏兵用枪指着在地里干活的战士，企图挑起流血冲突。但我们严格遵守政策，挑衅是没有用的。我们在保持警戒的同时不停地劳动。三天之内，我们开垦出首批34公顷土地。

“我们很多人一出生就是农民，但是在高原上种地我们是外行。没有肥料，我们就去拉萨拉粪，没有筐子，我们就把自己裤子脱下来，将裤腿绑起来装东西。慢慢地，那片沙地的土壤得到了改良。1951年第一年，我们收了200吨青稞和豆子。是毛主席思想让我们在和阶级敌人的复杂斗争中取得了胜利。胜利的时候我们当然不会忘记那些贫苦的老百姓。第一次收获的时候我们给老喇嘛送了一根大萝卜做礼物，那个萝卜重15公斤。

“我们取得的好收成鼓舞了驻扎在日喀则、江孜和亚东等藏区所有的解放军部队和中央干部。我们中的一个分队驻扎在浪卡子，在海拔4500米的地方种粮食。这可是连英国和印度的藏地作家都认为无法进行的事情。附近的人都跑来向我们学习经验，很快他们也取得了同样的好收成。”

陈政委强调说，所有部队农场都在荒地上种粮，人民的利益当然不能受到侵犯。部队如果找到灌溉的水源，一定会先让当地的农民使用；肥料也是这样。随着工作的开展，“八一”农场开始向附近群众供应精选出来的优质种子，群众只需要用相同数量的粮食进行交换即可。对于那些贫苦农奴，种子免费提供，农场医生还免费给附近群众看病。兽医帮助群众治疗得病的牲畜也不收取任何费用。庄稼收获的时候，农场派马车给村民运麦子，老百姓忙完自家的活后也会过来帮助战士们收庄稼。

1954年，进藏的公路修建完成，部队农场得到了一批现代化设备（头批两辆拖拉机于1955年运到）。1959年，农场经受了关键的考验，在噶厦叛军的包围下，“八一”农场成功保全了自己。平叛结束后，封建农奴制度画上了句号，有更多的荒地可以再利用。仅1960年一年时间，农场就耕种了附近四个县1330公顷的土地，其中一半的土地都交给了老百姓，剩余的670公顷土地留给部队自产自足。通过拖拉机深耕，提高土壤肥力，使用为当地培育的良种和施用化肥等措施，过去贫瘠的土地都改造成了良田。1964年，农场670公顷的土地收获了800吨小麦、610吨蔬菜和50吨油菜籽，还栽了1280棵果树。在牲畜养殖上，农场有1000头马和牛，2000只羊，50头猪和很多家禽。除了供应外单位外，农场在粮食、食用油、肉类和饲料供应等经济方面实现了自给自足。

与解放军对土地的一贯做法一样，农场继续实行“开垦，生产，自行改造完成基本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