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控诉者

留下的。这种拍子用多层牛皮制成，过去在西藏经常被用作惩罚人的工具。丹增旺措的听力非常差，耳朵边缘布满了豁口，就像是被咬过一样。

他说：“我阿妈是裁缝，她和阿爸都给贵族多仁家干活。我一出生就是奴隶，很小的时候就开始给他家没日没夜地缝东西。有一次，我不小心把一件绸缎长袍给熨坏了，他就过来打我，两边的脸各打了一百下，一直打到我整个脸血肉模糊。我没能按他希望的时间回来干活，他就说我‘装病’，还把我捆到柱子上，不给吃也不给喝。还有一次线没了，我停了一会儿没有缝，他就跑过来朝我吼道：‘你这个没用的东西，就知道闯祸。’说完就把狗放过来咬我，我的耳朵就被咬成了这样。

“多仁杀死了我阿妈。有一次，为了照顾做劳役而染病的阿爸，阿妈晚到了一会儿。多仁把她推倒在地，用一个很重的火盆砸她的头，鲜血从她的眼睛往外冒。不一会儿，阿妈就躺在那儿不动了。多仁说：‘屋里面有一具污秽的尸体。’然后，他们就把已经失去知觉的阿妈从二楼的一个窗户扔到街上，阿妈就这样惨死在那里。

“有一次，多仁叫我老婆加拉做一道他喜欢吃的菜，当时她已经怀孕六个月。她出去取柴的时候多仁说她未经允许就离开了屋子，多仁用一块脏布捂她的嘴，然后把狗放过来咬她肚子。

“多仁家养了8条狗，吃的是用酥油和糖拌的细面，他骑的马也吃得很好，我们给他干活，却从未尝过那些东西的滋味，住的是光线昏暗的地下室。为了填饱肚子，我们去寺庙附近捡一些扔出来的生面团吃，这些面团是祭祀中献给卓玛女神的，还有一些乌鸦经常也等在那里和我们一起抢食。

“有一次我老婆在院子里干活，小儿子跟在她身后。恰好多仁从那里经过；孩子饿了，傻乎乎地跟他要吃的。多仁把糖撒到地上的狗屎上，然后把孩子的脸摁到上面说：‘你不是要吃糖吗？让你吃！’

“后来，儿子被送到喇嘛庙当和尚。那些级别高一些的喇嘛比贵族好不了多少。如果孩子哭或者有什么事惹恼了他们，就会被绑在皮袋里吊起来，然后他们一边旋转袋子，一边用拳头打孩子。”

在喇嘛庙里，有一次孩子得到一些大喇嘛在仪式中祈福过的形似奖章的青稞面饼[4]，他不知道家里为此要给庙里所有500名和尚布施茶饭。为了凑够做茶饭的钱，丹增旺措把自己仅有的一件舍不得穿的羊毛袍子当了。后来袍子被赎回来的时候已经被虫子蛀坏了。

农奴主的叛乱被平息后，丹增旺措感到非常高兴。其实他与解放军和汉族干部已经有过交往。20世纪50年代中期，他和一些裁缝被派往中央政府接待处制作传统藏式坐垫。让他们感到既高兴又吃惊的是每人每天居然能得到好几个银圆，但这些钱最终都被派他们去的封建官员拿走了。丹增旺措生气地说：“这些贵族骗了我们，也骗了坚持要给我们付工资的汉族干部。负责管理拉萨裁缝的贵族官员还借此给我们安排了额外的任务。他说：‘你们每给汉人做一个坐垫，就要给我们做五个。’让我们干活还不给我们手工费和材料钱。当时我没有按时做完，还被罚了12朵次[5]（约合50元）。”

平息叛乱后实行了民主改革，这里的一切都发生了变化。但是在“诉苦”会上，丹增旺措再也不能批斗主人多仁了，因为多仁已逃往江孜，并且死在了那里。丹增旺措和家人分到多仁的一些财产，还搬到庄园的房子里面生活。

1965年，丹增旺措和妻子在一个缝纫合作社上班，女儿在国营商贸单位工作，儿子也早就离开了喇嘛庙。他说：“过去农奴主让他吃狗屎，现在革命送他去咸阳西藏民族学院[6]上大学。”

丹增旺措继续说：“旧制度被认为是神圣的制度。但在那个制度下，我没有吃过一顿饱饭，只有无穷无尽的苦痛。有人曾经告诉我，这辈子吃的苦只能受着，这都是由于前世犯下的罪孽。过去，我自己也这么认为；现在，我知道这些都是假话，农奴主统治阶级才是我们苦难的根源。现在，西藏属于我们劳动人民！”



来自日喀则的五名受害者


在班禅喇嘛的驻锡地日喀则，我们见到了另外五位旧社会的受害者。

都达瓦，47岁，身材很瘦，但腰板挺得很直。他是奴隶身份，在次旺多吉家做仆人。次旺多吉是堪布会议厅[7]的森本或土地管理人。1955年的一天，都达瓦在院子里堆草垛，主人16岁的儿子南杰在玩枪。都达瓦对他说：“小心，枪会走火的！”南杰说：“我正想打一枪，你来给我当靶子。”话音刚落他就开了枪，子弹正好击中都达瓦的左上臂。当时被打断的胳膊仅靠一点皮连着，后来又彻底掉了下来。都达瓦说：“我把那节断肢晾干，就是要让自己和孩子们不要忘记我曾经的痛苦。”说完，他伸手从袍子里取出那节断肢放到我们面前，它已经变成黑色，并且已经干枯。

我问他是不是怪那个孩子，他说：“不，我不生小孩的气，这并不是对我的惩罚。农奴主总以为他们可以对农奴或奴隶为所欲为。”

次登，48岁，留着一撮小胡子，头发很长，总是一副若有所思的神情，因为没有按照要求交实物差被挑断了跟腱，活动能力受限。次登原来有20头牦牛，由于受了灾，牦牛数量有所下降。因此，一连三年他没有给堪布会议厅交过牦牛。到了第三年，也就是1948年，一个官员来让他交牛，并且牛的头数是按原来20头牦牛计算的。次登不想把家里的牛全送出去，就买了些羊毛来代替，这种做法在当时也是允许的。但是，那个官员十分生气，并且诬陷他偷羊毛，叫人把他右腿的跟腱挑断了[8]。

次旺是一名农场工人，49岁，身材魁梧，脸上棱角分明，目光柔和又有耐心，讲起话来不急不慢，从容不迫。次旺曾是谿卡庄园丹成加布的农奴，他被人诬陷说偷青稞，还被骗说如果“招供”了就会从轻发落。但是问到“你把青稞藏哪儿了？”这个问题的时候，因为没有偷，他根本无法作答，主人就说他故意“隐瞒”事实，要砍掉他的右脚。次旺说：“当时全村人都被召集了起来，外面的锅里酥油已煮开，我的脚被砍下扔进了锅里。接着就宣布我的所有财产都归主人所有，我也从差巴（农奴）变成了堆穷（没有主人的人），并且被从庄园赶了出去。”当时是1953年，是西藏和平解放后的第二年，六年后才开始实行民主改革。

石朗，34岁，身材很高也很结实。他的前妻次仁卓玛个子不高，身体较差，比石朗看起来老很多。他们讲述了人民解放军来了之后，封建贵族是怎样用恐吓和欺骗的手段来控制老百姓的。当时，他是日喀则附近一座寺庙的农奴。由于天旱，夫妻俩养的羊死了40只，因为害怕罚款和鞭打，他们便逃往他处。后来听说解放军废除了封建制度[9]；他们于1955年安心地回到家里。堪布会议厅的一名官员随即把全村人召集到一起，当着全村人的面砍掉次仁卓玛的右手，挖掉石朗的双眼。当时那个官员还挖苦着说：“该死的，现在让你们去找共产党。”

随后夫妻两人被强行拆散，不能再在一起生活。石朗靠给人杀牛宰羊四处漂泊才活了下来，次仁卓玛则跟着女儿在外面乞讨。

1965年，政府给他们发放了抚恤金。虽然已经不再是夫妻，两人仍然是好朋友，这一点可以从他们对彼此的温柔和体贴中清楚看出。1956年，他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