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控诉者

女儿加入革命队伍，赴咸阳西藏民族学院学习。1965年，她成为了一名干部。

上述这些人我们都与他们当面交谈过，在众多有类似遭遇的人中，他们只是极少的几个例子。1965年9月西藏自治区成立，位于拉萨布达拉宫对面的西藏革命展览馆落成，50多名这样的“控诉者”向千千万万的代表和参观者诉说他们的遭遇。他们也只是有类似遭遇的人中极少的一部分。



已故亡灵的控诉


在西藏封建农奴制度下，到底有多少人被杀害、致残或夭折，至今仍然没有一个准确的统计数字。然而有这样一个不争的事实：在一个半世纪的时间内，西藏人口下降了约3/5。清朝乾隆统治时期（1736—1795年），为了税收和管理之便，曾进行过多次较彻底的人口普查，官方统计当时西藏的人口约为200万。但到了1949年，西藏人口锐减至87万左右[10]。从一些间接得到的事实可以概括的是，由于直接杀害、贫困和疾病而死亡的人数，在人口下降中占了不小的比重。与我们交谈过的数百名翻身农奴中，大部分人说父母（特别是父亲）在壮年时期被残酷折磨而死。因此，将旧封建农奴制度称为“吃人的制度”毫不夸张。

在西藏革命展览馆里，那些已经离开人世的亡灵也在诉说。

在那里，我们看到一堆堆农奴、奴隶和穷苦和尚的尸骨，均发现于封建庄园和喇嘛寺庙之中，而且有清楚的证据显示，他们均死于暴力，不是被打断四肢，就是被打碎头骨。

在一个特殊的展区中，我们看到十个喇嘛做法事用的喇叭。根据制作的要求，这些喇叭需要用16岁处女的大腿胫骨做材料。

展览馆里还有一个箱子，里面摆放着15件祭祀用品，有风干的人手，人头骨做的杯子和鼓，还有108颗珠子穿成的念珠，其分别用108个不同人的头骨磨成珠子制成。

一些特殊的仪式还会用到人体的其他部位，它们都通过官方的渠道来获得。有一个盖有达赖喇嘛印章的文件要求提供人头、人血、人肉、脂肪、内脏和右手，还有小孩的人皮、寡妇的经血和砸碎过人头的石头。在一套用于宗教仪式的物品中，我们还看到被割下来的年轻男性生殖器，用一种特殊的纸包着。

寺院的法令还有处死“巫婆”和“魔鬼”的规定。我们看到了一具被烧焦的女尸，身体蜷缩在一起，她因生了三胞胎而被寺院认定为巫婆从而被活活烧死。这具尸体曾经被放在一座喇嘛庙里面，身上穿着丝质的袍子，头戴王冠，以坐姿的形式被摆在一群神像中间。

事实上，西藏旧的世俗法令一直沿用到1959年，它们不仅允许农奴主阶级残暴的做法，而且还做出了以下明确的规定。

上层人杀死下层人不算什么。而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如果上层人杀死“下层阶级”（包括乞丐、屠夫和铁匠），只需赔偿“一条草绳”即可。

但是，如果下层人胆敢在语言上或行为上违抗上层人，“就要遭到挖眼，挑筋，割舌，砍头，从高处扔下摔死，扔到水里淹死等刑罚，还可以被当场直接处死。”

贵族和僧侣免于普通的审判，也免于最残酷耻辱的惩罚形式。而对于平民的惩罚而言，无论贵族还是神职机构，无论他们地位高低，无论主人还是管家，都可以将平民任意处死。

这一点和查理大帝时期的西欧极其相似。一个研究该时期历史的权威专家曾经这样写道：“封建制度第一时期的一个最显著的特点……是那些狭隘的统治阶级被赋予了生杀大权……所有掌握神权的人，要么自己，要么通过代言人，实施着血淋淋的审判。”关于官员他继续写道：“上层的司法”关系到中央政府或一些大贵族，“下层的司法”关系到当地政府或小贵族，但实际上这种差别趋于消失。教会人员可以免于民间法庭的判决，但是“他们对奴隶拥有生杀大权”，并且这种权利的使用范围还逐渐扩大到庄园的农奴和所有其他平民。因此，人们不禁要质问：“从今以后，对于那些附属于他人的人来说，自由人和奴隶之间到底还有没有界线？”[11]

欧洲公元8世纪和9世纪的所有这些特点，都存在于1959年前的西藏。

这一点在一个藏族分裂分子的文章中得到证实。他最近回忆道：“如果使用其他办法无法得到真相，就会借助严刑审判（听证的时候进行鞭打）。（原文如此）年轻的时候，经常看见犯人受到无情的鞭打。在鞭打的间隙，两个执法官会对犯人进行审问。”他同时还提到了一些类似这样的做法，比如“挖眼，割舌或者砍头，把犯人扔到水里淹死，从高处扔下摔死”。

对此他又是怎么评价的？“制定这些法令（传统的西藏法典）……是在某个历史时期完成的，但它们依然适用于20世纪50年代。西藏作为一个国家，它的独立性永远是我骄傲的源泉。”[12]

虽然作者在书中很多章节竭力突出他的观点有多么现代，但大家可以看到，在他的那个阵营里，“现代”一词有多大的局限性。



活埋


喇嘛教的迷信允许甚至有时强制要求在一些重要建筑或者画像下面活埋一些男童，并且认为这样才能使它们“保持永远不倒”。我们发现三个世纪前在克松庄园（见本书第34页）就有类似的做法。贝尔提到的一个例子尽管在时间上不甚明确，但距现在更近。在描写春丕谷的一个塔的时候他曾经写道：“里面有一个佛塔，塔里面有一个铜瓮。很多年前修塔的时候先往铜瓮里倒上人血，然后放入一对8岁童男和童女的尸体，而杀死他们就是出于这样的目的。尸体摆放的时候要头朝下，脚朝屋顶。”[13]

1965年，我们在西藏革命博物馆见到另一个活生生的例子，一个男童蜷缩的遗骸，他和另外三个男童一起被活埋在山南贵族塔巴安阳群培庄园的房屋下面。

1965年，西藏革命展览馆落成。有一个男孩在展览中讲述了1959年他如何侥幸逃脱被活埋的命运。当时解放军已经进藏八年，农奴主还没有和改革对着干。但就在同年，他们发动了叛乱，妄图维持旧的封建统治。

19岁的扎西达瓦昔日曾经是农奴，现在是一名教师，他用口头和文字的方式叙述了自己刚到西藏加查县曲科杰寺当和尚时发生的事情：

……一个年长的穷喇嘛悄悄跟我说：从前，曲科杰寺供奉吉祥天母的神庙倒塌。寺里因为害怕有灾难降临，便抽签进行占卜，结果有5个13岁的男童被关到木箱子里，活埋在神庙的四个角落和神庙的中央。当时5个孩子都哭着大喊救命。

1957年神庙再次倒塌，寺里已经决定重新进行修缮，并下令要再活埋五个男童做祭品。1959年，达赖喇嘛计划要来我们寺，寺里的监事决定重修神庙，四个木箱子被重新挖出来。从那些骨骸看，男童死的时候的样子是托着下巴蹲在那里。

神庙重修期间来了一个男人，在50名刚到寺里的小和尚中寻找年龄是13岁的。他知道我13岁，当时还量了我和其他同龄小孩的身高。

五天后，一个穷和尚把我叫到屋里小声对我说，我已经被寺里选中，并且已经量好我的尺寸。和我一起的还有一个叫丹增旺布的男孩，他也刚好1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