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控诉者

也故意进行了回避，包括两人之间存在的相互矛盾和他们本人出现的前后矛盾。“国际法学家委员会[23]”凭借自己的智慧宣布它将“……采纳夏格巴先生和黎吉生先生的陈述”。在宣布这个决定之前，委员会的一个成员英国人哈特利·肖克劳斯爵士宣布辞职，一位印度委员对“证据”收集的方式表示了强烈的不满。

在从这个话题转移之前，我们再来看看黎吉生先生提出的另外两个论据：

呈现的西藏生活照片对于西方人的眼睛来说也许显得有些陈旧，但是还是值得从一个合适的角度做出判断……

以及

可以断言，对于长期以来建立起来的生活方式和社会中存在的不公，藏族人不是被动予以接受，而是接受得很主动很满足。[24]

这个论据归根到底是说，我们评价一个类似中世纪的农奴社会，就必须采用中世纪农奴主的标准和他们做的自我描述。但是现在已经是二十世纪！

事实上，这些辩解者（他们的观点长期以来一直充斥着西方的新闻界）甚至远远不如13世纪的教皇英诺森三世。对于那个时代的农奴他虽然没有做过什么实际的事情，但至少没有隐瞒农奴面临的困境。

农奴为贵族效力，他们因受到胁迫而满心恐惧，厌倦强迫劳役，对殴打感到苦恼，并且随时会失去一切；如果一无所有，他们会被迫去赚钱；而一旦拥有了什么又会被强行夺走；贵族的过错是对农奴进行的惩罚；农奴的错误是贵族有理由掠夺他们……唉，多么极端的奴役形式！大自然让自由民来到人世，但命运却将他们变成了奴隶。农奴必须受苦，无人为他叫屈，他不得不独自哀伤，并且不允许有人和他一起哀伤。他不属于他自己所有，也没有其他人为他所有。[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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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20世纪60年代末，历史已经迫使黎吉生反映一些客观现实。对于西藏的封建农奴制，在一本他与别人合著的书里这样写道：

中世纪时期的西藏（大约公元10至15世纪）和欧洲中世纪时期有诸多相似之处……欧洲中世纪时期在文艺复兴中结束……而藏族人没有经历过类似的文艺复兴……[26]

然而，他仍然宣称今天的藏族人“受他们自己特殊文化形式的熏陶和限制，改变对他们来说是不可能的”，所以他们反对改变。

这样鼓吹中世纪的做法的确让人感觉很安慰，但是请等一下！还是这本书，说西藏解放（该书谬称为“中国占领”）对“穷人和下属有利，因为在旧制度下，他们可能从来没有过过好日子”。这本书还告诉我们，1959年叛乱后，也许只有占人口5%的“少数藏族人，选择到印度避难”。不管多么勉强，这里我们都要清楚地承认，在旧秩序下，西藏95%的人（包括穷人和下属）遭受着痛苦，所以他们向往新的制度。

那么如何面对“西藏中世纪农奴制度不能改变”这个问题？其实这个问题早就得到了解决，这个毁灭西藏人民的种族灭绝制度被西藏人民判了死刑，并且已经执行，西藏人民正在大踏步迈向未来。

不管怎样，事实是不容改变的。甚至那些长期站不住脚的维护者在很多时候也一定会发现，对于他们而言，改变不是“不可能”，而“抵制新制度”也是徒劳的。

不幸的是，从对帕拉庄园进行的种种美化算起，《大英百科全书》在这方面并未做出多少改进。

几十年后，该书第15版（1980）“西藏”一篇继续为西藏的农奴制度鸣不平，而且还鼓吹西藏分裂。这篇文章的社会管理和社会情况部分好几处署名是TSWD，在历史部分的署名是HER，其他一些部分署名是TVW。文章的索引指出，这些缩写的拥有者都是我们的老熟人，他们是孜本夏格巴，黎吉生先生和怀利教授（本书第7—8页和第11页针对怀利教授的一个奇特看法进行了分析）。

这些作者推荐的参考书目很多都偏向他们普遍认可的说法，这也是旧势力及其维护者对和西藏有关的信息进行长期垄断的一个表现。

想通过这个参考书目获得客观、最新资料的读者，应该看些更靠谱的而不是这些逆时代潮流的大杂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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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些新面孔也在为这些站不住脚的观点进行辩护，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作家成为夏格巴和黎吉生观点的响应者。

1975年，《雪域之国的人与神》[27]一书在莫斯科俄罗斯科学院的支持下向俄罗斯普通读者发行。这本有关西藏的书讨好式地引用了两人的观点，还向俄罗斯读者推荐了一些“由移居国外的藏族人和英美学者合著”的书籍，并且说它们包含了“丰富的资料”，“值得密切关注”。

而莫斯科的期刊比这本书中的观点走得更远。1977年2月27日出版的《新时代》杂志上，作者艾莉梅·帕诺夫叙述了对在印度的西藏叛乱者营地的访问，面对从“野兽和鸟类以他们祖先尸体为食的地方”带出来的“象征他们破碎家园的圣石”他大为伤感。接着他继续攻击说“毛主义者给西藏人民带来了苦难，应该受到谴责”。而对于西藏真正造成“人吃人”现象的旧农奴制度却没有进行批评。

事实上，帕诺夫重复着西藏分裂分子和他们的外国支持者散布的所有谣言，其中包括“两万名儿童全部被强行带到中国”的谎言。除此之外，他还编造了一些别的谣言。有些谣言实在太离谱，连逃亡的西藏叛乱分子都觉得太难为情，在该书重印出版时予以删除。

在该书的部分章节中帕诺夫带着对社会主义中国的仇恨，用怜爱的语气详细描绘了一个宣扬宗教魅力的叛乱分子。这个人吹嘘说他曾经杀害过解放军战士。这本书对叛乱分子和其阵营的描写非常理想化，连叛乱分子自己的出版物都发现其存在不妥之处，但帕诺夫对此视而不见。他采访过的一些高级喇嘛，修得“与西藏一样”的寺庙和残障的聋哑看门和尚，这些同样深深地打动了这个“苏维埃”作家。在他的眼中，无论任何蒙蔽主义和中世纪的东西都是好的。

煽情也成为这个《新时代》作者让自己的“圣石”在俄罗斯传播的工具！

“在每块石头里面，”他吟诵道：“我读到了未曾写出来的字迹——‘铭记’，尼古拉·洛维奇[28]曾经用它为自己的喜马拉雅山帆布油画命名。”

有些人会想起尼古拉·洛维奇，他是一个神秘主义画风的贵族画家，来自旧日的圣彼得堡。他在十月革命后逃跑，寻找到了他称为“阿尔泰喜马拉雅[29]”的广阔疆域并为之痴迷。今天的克里姆林宫战略家和先前的沙皇一样，认为西藏全境在这两座山脉之间的地区，注定要落入俄国的保护之下。洛维奇被重新塑造为一个爱国者，升格为预言家，并让石头以他的口吻开口讲话，这些并不单单是因为他那明亮的蓝眼睛。

这又是阿富汗的前奏！在阿富汗他们打着“反封建”和“反蒙蔽主义”的旗帜，一旦这一原则被废弃，越过边界将成为他们的下一个目标，插上他们的旗帜也易如反掌。

注释：

[1][译者注]原著中为“dzongpon”，转写自藏语的发音，是“县长”的意思。

[2]西藏和平解放是用来描述人民解放军在1951年进驻西藏的专业术语。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