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控诉者

中国人民赶走帝国主义斗争中的一部分。从本书所描述的许多事件中可以看出，西藏劳动人民的社会解放要更晚一些，是在1959年，那时随着民主改革，农奴主叛乱得以平息，封建制也彻底垮台。

[3]所有寺院里都有基索，它负责运营寺院的牧场，向人们索要贡献，经商等，表面上看，它维护所有喇嘛的利益，事实上，它只为喇嘛中的最上层谋福利。

[4][译者注]原著中为“jigjie”，转写自藏语的发音。

[5][译者注]原著中朵次的拼写为dotse。

[6][编者注]西藏民族学院，位于陕西咸阳，前身是1958年创建的西藏公学，是西藏和平解放后党中央在祖国内地为西藏创办的第一所高等学校。1965年经国务院批准更名为西藏民族学院。2015年经教育部批准更名为西藏民族大学。

[7]也叫班禅郎玛岗，位于日喀则，是旧西藏班禅政府的行政机构。

[8]杜达娃的情况不是孤例。早前，在成都的民族研究所，来自西藏东部康巴的学生益西告诉我他哥哥洛桑的遭遇。因为是奴隶，他哥哥不得不在头上顶着靶子让主人练习手枪射击。洛桑后来幸存了下来，成了一名共产党员，并在他的家乡昌都附近成了群众性的人民武装组织的领导。武装力量转到农奴手里。

[9]论首次提到改革，日喀则地区要早于拉萨，但并没有进行，石朗和他妻子得到的消息为误传。部队从进藏的第一天起就拒绝接受任何封建劳役，而当地官员1959年叛乱前还一直要求农奴这么做。

[10]这两个数字指的是西藏旧行政区划下的前藏（以拉萨为中心）和后藏（以日喀则为中心）。今天的西藏自治区也包括昌都地区，多年来，它一直是1955年废除的西康省的一部分。昌都地区的人口，1955年给我的数字是30万。而1949年给我的西藏人口的数字是不足120万。1965年，西藏（不包括其他民族的人们）的人口数为131万，比起1949年的数据，有了11万人或9%的纯增长（原因是死亡率下降而出生率增长）。人口增长大多发生在1959年后。这使得近年来的年均增长率远高于以前的增长总数。1976年，人口达到170万，比1949年增加了近50万人（超过40%），比1965年增加了39万人（大约23%），年均增长率约为2.1%。1976年，汉族人口占7.4%，这个数字和1965年的没有太大变化。

[11]马克·布洛克，《封建社会》，英文版（伦敦，1961年），第365—370页。

[12]达瓦诺布，《红星照耀西藏》（伦敦，1974年），第76—80页。

[13]贝尔，《西藏今昔》（牛津，1924年），第78页。

[14][译者注]原著中此地名为Koshi，经译者查证，加查县只有郭西卡乡与此读音相近，故译为郭西卡乡。

[15]《西藏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西藏法学调查委员会为国际法学委员会撰写的报告，日内瓦》，1960，第316页。

[16][译者注]原著中此人名为“Ekai Kawaguchi”。

[17]默文·C.戈德斯坦，《农奴制和流动性：对西藏社会“似人力租赁”制度的拷问》，美国密歇根大学《亚洲研究》杂志，1971年5月，第521—522页及第539页。戈德斯坦，美国凯斯西储大学人类学副教授，娶了前噶伦先喀·居美多吉的女儿索康·旺钦格勒。

[18]夏格巴，前文已引，第317页。

[19]车仁·仁增卓嘎通嘎，《西藏的女儿》（伦敦，1970年），第9页。

[20]这些例子均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以及奴隶主统治的最后10年（即20世纪50年代），而并非1898年前。而对于1898年之后声称禁止类似做法的情况，河口慧海在书中（第384页）这样写道：他在西藏的时候，挖眼和砍手……当众砍掉手腕等惩罚手段非常普遍。“拉萨有很多没有手和没有眼睛的乞丐。”

[21]读者们可以通过本书中农奴们自己的叙述来判断这一点，也可以再参照戈德斯坦已经引用过的话语：“西藏……的不平等已成惯例。”

[22]理查森，前文已引，第75页。

[23][译者注]原著中此委员会名为“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Jurists”。

[24]理查森，前文已引，第75页。为西藏的农奴制辩护是永恒的主题。诺埃尔·巴伯甚至将他的书命名为《失去意义的领地》（纽约，1970年）。

[25]引自A.L.莫尔顿，《英国人民的历史》（伦敦，1951年），第71页。

[26]大卫·施耐尔格罗夫，黎吉，《西藏文化史》（纽约和伦敦，1968年），第16页和第267—268页。

[27][译者注]原著中此书名为“People and Gods of the Land of Snows”。

[28][译者注]原著中此人名为“Nikolai Roerich”。

[29][译者注]原著中此地名为“Altai-Himalaya”。



西藏领导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