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阿旺嘉措——在拉萨主城区得到锻炼

1965年，我第一次见阿旺嘉措，当时他只有24岁，但已经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老革命了。他出身农奴，生在拉萨，长在拉萨，担任八廓街党委副书记。八廓街是拉萨的核心地带，曾经是农奴主统治的核心地区。每逢节假日，这里的封建地方政府大楼装饰一新，而周围的环境却是一片狼藉，称其为破烂中的浮华丝毫不为过！

阿旺嘉措的父亲是铁匠，被迫为达赖噶厦政府做劳役。1951年人民解放军来的时候他正在病中，就去了解放军开办的免费诊所就医。在那里，阿旺嘉措的父亲听说一所新小学要开办了，而且是全西藏的第一所现代化学校，不仅为贫困学生传授知识，还提供吃穿。1952年，他领着自己11岁的孩子去上了开班课。

尽管受局势所迫，农奴主同意开办学校，但他们并不情愿让学校接收那些贫困学生。他们要求，8岁以上的农奴学生必须拿出每学期中的一个月和全年所有的假期为他们无偿劳动。既要干活，又要跟上学习，在这样的双重压力之下，一些学生不得不退学。

在老师中进步人士的帮助和鼓励下，年轻的阿旺嘉措和其他同学没有放弃，而且第一堂政治课就深深地印在了这个孩子的心里。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给受压迫者送来了教育机会，但是西藏的贵族们却想把它夺走。

1953年，阿旺的父亲病情进一步恶化。封建官员对这个送孩子上学的农奴毫无怜悯之心，他们一天也不想让他离开铁砧。“阿爸身体太虚弱了以至于他每天干活的铁锤是我帮他扛去的，”阿旺回忆道，“在那儿，从日出到日落，他不得不抡着铁锤干活。”困乏加快了这位铁匠的死亡。因此，又一个铁的事实印在这个孩子的脑海之中：解放军医生想法去救治他的父亲，农奴主却夺走了父亲的生命。

阿旺嘉措的阿妈只好顶替死去的丈夫做徭役。除了自己本身的徭役外，阿旺不得不多干活，为他们租住的棚舍抵债。沉重的石头磨破了后背，伤口又溃烂成肉疮无法治愈。除了疼痛，还有羞辱：八廓街贵族家孩子要把阿旺当马骑。因为他们的地位，阿旺也不敢拒绝。有时他们也会扔给阿旺一枚小铜币。

学校不但管饭，还给家里送去青稞面粉和酥油。在学校的帮助下，阿旺嘉措有机会继续到1956年建校的拉萨中学上学。在学校，他的视野开阔了。“阿爸临终前告诉我要上学，要提高自己，为家报仇。”阿旺回忆道：“我现在逐渐明白了，我们穷人必须要做得更多。我们必须获得知识才能改变自己和所有劳动人民的命运。我们学习非常认真，不像那些贵族子女，他们太懒，总以为学不学都能统治我们。”

阿旺和他的朋友们加入了少先队，那些反动派本来就对农奴上学很恼火，这下无疑更是火上浇油。

“我们放学回家要路过布达拉宫和八廓街，”阿旺回忆说，“那些旧西藏军队和在附近游荡的农奴主打手看到我们就会抓住我们的红领巾，威胁说，‘我们会拿这个勒死你们！’我们毕竟是孩子，自然感到很害怕。但是我们也很生气很倔强，没有摘掉红领巾。”

有一位1959年后在其孩童时期随父母移居国外支持西藏叛乱的作家，回忆自己当时在拉萨上学的时光，证实了受到的威胁和恐吓。他写道：“一天下午，我戴着红领巾，非常自豪地走在河堤上，突然遇到一群年轻喇嘛。他们追了上来，拽住我的红领巾勒我的脖子，当时差点勒死了我。”[1]

1959年叛乱前夕，通告四处张贴，说任何人只要不退出汉人学校就会被处死。叛军从其他地区涌进拉萨，到处洗劫财物，强奸妇女。旧西藏军队本该出来维持秩序，但他们却公开站在叛军一边。对于18岁的阿旺嘉措和他的农奴阶级同学来说，这是一次非常严峻的考验。他们没有退学或者躲避，而是走上街头，加入了宣传组。他们先是唱歌跳舞，等人群聚集起来后就开始公开演讲，反对日渐逼近的叛乱。

当时最危险的地方是大昭寺旁的八廓街，那里曾是农奴主地方政府部分机构所在地，阿旺经常在那里演讲。阿旺回忆说：“我们知道拉萨穷人的心和我们在一起，他们想打破农奴制，也希望解放军能镇压反动派，但是仍不敢大声说出来。谁要公开站在我们这一边，就可能会被带走、鞭打，甚至处死。尽管这样，人们还是想方设法不让反动派驱散演讲的人群，他们小声抗议说‘让他们讲！’并且把我们围在中间，保护着我们。从他们的眼神可以看出来他们听得有多仔细！

“为什么我们敢置身于危险之中？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我们这些接受过新思想教育的学生都畏畏缩缩，那人民就没有希望了。所以演讲的时候，我们直截了当，我们和中央政府支持改革，我们是为了人民的自由和进步。叛乱分子想继续维持农奴制和奴隶制，要向帝国主义敞开大门。我们知道，我们的职责就是要站出来实现百万农奴的解放，这是我们自己阶级的解放。如果这样做了，我们就会胜利。即使敌人杀害了我们一些人，其他人也不会退缩。”

反动派的确企图谋害阿旺。一天晚上，在一个漆黑的巷子里，三个男子尾随着他，用刀将他捅伤。庆幸的是路人把他迅速送到了医院。医生说，如果再晚送来一会儿，阿旺可能就会因失血过多而死。阿旺嘉措给我看他身上的刀疤，并且说道：“不出我们的预料，那些顽固分子残害百姓是为了维持他们的统治。他们的阴谋没有得逞，我依然活着。他们被推翻了，我还在这儿做着革命工作。”

叛乱骤然爆发的时候，拉萨的穷人，甚至包括好多上层人士和喇嘛，没有给叛军任何援助和慰问，他们反而去帮助解放军。

接下来就是民主改革，拉萨地区昔日的农奴和奴隶得到了土地、牛羊和政治权利。1960年，因为刀伤，阿旺的身体还很虚弱，但已经是一名民主改革干部。1962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1965年，阿旺分管八廓街地区的组织、生产和教育等工作，也就是在那里，敌人们曾企图用红领巾将他勒死，也是在那里，他面对敌人的武器敢于演讲。八廓街上很多昔日流落街头的乞丐现在住进了反动派逃走后留下的房子里。其他住户中有工人和手工艺人，而且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互助组。住户中还包括一些商人和一些没有参加叛乱的贵族。

大昭寺是八廓街的中心，也是喇嘛们的至圣之地。1965年，朝圣者仍旧绕着圣殿虔诚地转经。我问起阿旺对这些朝圣者的看法。

“我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也是一名共产党员。”阿旺说道，“理所当然，我也不再相信那些。但是，人们的信仰古来就有，和几百年来的习惯交织在一起。这些朝圣者来自各个阶层形色各异。西藏很多老年人仍然信教；30至35岁的人中有些信有些不信；绝大部分青年人不信，尤其在他们掌握了一些科学知识之后。我们共产党员当然不传教，但是我们的确保护信仰自由，你可以信，也可以不信，这些都不会受到干涉，在这些方面不存在任何强迫。人们的亲身经历和所接受的教育才能帮助他们理解这一切。”

阿旺接着说，“我们这些昔日的农奴和奴隶过去受压迫，现在我们在领导人民。我们依靠那些曾经最受压迫的人民，但是我们也希望联合一切能联合的力量，共同建设社会主义新西藏。”

“现在你每天还从布达拉宫经过，每次看见它，你的感受如何？”我问。

“有好长一段时间，我感到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