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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西藏仍处于农奴主地方政权统治之下。拉萨的旧警察给我留下了极其不好的印象——他们身材高大,脚蹬皮靴,头戴阔边毡帽,一只耳朵上戴着绿松石耳坠,肩挎英式来复枪,手持皮鞭。当时警察的名称来自印度英语“波里斯”(polis),这个词反映出组建他们的目的,是为了保护有帝国主义渗透的封建主义。如果有贵族或大喇嘛出现,他们立刻显得既恭敬又顺从;对中央政府的干部、人民解放军或我们这些外国记者,他们露出谄媚的笑容。但是如果是城里的穷人即使小心翼翼从他们身边经过,他们也会立刻变得傲慢不屑,甚至会野蛮殴打,瞪眼威胁,并且粗声谩骂这些穷人。
很多人都痛恨这些跋扈的谄媚者,就连小洛厄尔·托马斯这样对旧西藏统治阶级满口赞扬的人在书里[1]也插入了一张旧西藏警察的照片,并附有下面的文字说明:
“拉萨警察头戴西式软檐帽,一只耳朵上戴着耳坠,这是他们最显著的特征。人们告诉我们说,这些西藏首府执法官员是大家最想除掉的一类人。”他们是唯一一类人吗?显然,托马斯并没有将每天被杀害的农奴和奴隶计算在内,但他对旧警察的评论已经揭露了一些真相。
依然是在拉萨,1965年农奴主叛乱平息后,民主改革终结了封建制度。我走在新修的柏油大街上,看到警察在指挥交通。他们面貌焕然一新,未持枪械,身穿束腰的棉布制服,头戴红色五角星帽。
其中一个人不时向行人、司机或骑自行车的人(有市民,农民,头发蓬乱的牧民,还有穿制服的汉族和藏族干部和人民解放军战士——身份在这里似乎并不重要)挥手致意,并和他们轻松交谈,看不出双方有任何不平等的迹象。他们大多数谈的是交通规则,因为在拉萨,与这些现代化的街道一样,交通规则也是全新的。陪同我们的藏族干部骄傲地说:“我们的人民警察都是藏族,而且他们都是昔日的奴隶或农奴。”
我建议道:“我们采访一个警察吧!”但他们正在指挥交通,不便接受采访。第二天在客房内,我和次仁平措从中午一直谈到黄昏时分。
次仁平措25岁,中等身材,体格健壮,栗色的脸上有一双质朴的眼睛,手掌既厚实又宽大,他是西藏随处可见的那种人。如果不是穿着制服,我甚至会当他是“干农活的”或“干体力活的”。但这是在西藏,我问他的时候他回答说:“我过去是奴隶。”
接着,我又询问了他的经历。他说:“日喀则附近有一个庄园,八岁的时候我去那里给一个上等农奴做家奴,这个人当时是庄园的管家。在那里,我能吃到的只有难吃的黑豌豆饭,而且还经常吃不饱,穿的破衣烂衫没有一块巴掌大完整的布。我也没有鞋穿,冬天就光着脚,脚上皲裂的口子血肉模糊——这些口子很疼,第二年春天才能愈合。主人从来不干体力活,我除了在他家做苦工,还要代他去给他的领主作劳役。我经常问自己:‘人生下来为什么这么不平等,一些人从不劳动,但越来越富有,而另一些人从不休息,却贫困而死?’那时,存在于我们所有人脑子里的迷信思想给出了答案:‘贫富都是天注定的’。但是我还是忍不住一再去想:‘做穷人也是天注定的吗?’”
拉萨明媚的阳光将我们的房间照得透亮。次仁平措讲着讲着,天色渐渐暗了下来。在光线昏暗的房间里能听到两个声音,一个是次仁平措的声音,一个是翻译藏族干部扎西巴桑的声音。正如他们的名字很相似一样,他们说的话、若有所思的眼神和激动的神情也几乎一模一样。因为,扎西以前也是农奴,也是受压迫者。在西藏,我经常能够清楚地感受到这种身份的急剧转变,这种转变引人注目,它不仅是藏族人民之间的转变,也包括藏族人和汉族人之间的转变,这种转变是基于同样的阶级情感和曾经受辱受压迫的经历。
次仁平措继续说:“1956年我16岁,地方政府邀请一些富裕的藏族家庭送他们的孩子去日喀则一所新学校上学。有个家庭不想让儿子去,就和当地头人商量让我代替——就像找人代替劳役一样,只不过这次的任务是去上学。也有一些反动派为了迎合中央政府,假装支持新学校,与此同时他们散布谣言吓唬人们,说汉族人正阴谋将所有的藏族年轻人送往内地省份,然后再将所有的老年人杀掉——他们甚至还说汉族人吃人肉。我阿妈就受到了这种谎言的愚弄。虽然她自己也在挨饿,但还是借钱为头人买了礼物,跪在地上哭着恳求放过我。”
“你那时是什么感觉?”我问。
次仁平措又笑了。他说:“我非常害怕,但同时也很兴奋。我想:我已经做了八年奴隶,情况该不会比这更糟吧?!说不定我吃的东西还能多一点儿,也不用这么辛苦地劳动。以前谁听说过奴隶还能上学?甚至我可能还会学到一些有用的东西。我不相信汉族人杀人吃人的说法。的确,我以前从来没有同汉族人说过话。因为如果那样做,主人就会惩罚我的。但我看到过人民解放军修公路,他们不朝身边劳动的农奴或奴隶大喊大叫,还给他们发工资,发好吃的食物,还发鞋子。因此,我不能相信那些谣言。
“从我刚到学校开始,”次仁平措提高了嗓门说,“我感到太阳似乎第一次照到我身上。我再也不用穿那些破破烂烂的衣服,学校给我发了衣服,既暖和又舒服,我以前从来没穿过这种衣服。我洗了澡,理了发。你能相信吗?我以前从来没有好好洗过脸,最多就是在小溪旁,用手掬些水,再用破衣服把脸擦干。现在,学校给我发了脸盆、毛巾、肥皂、本子、书、钢笔和铅笔。我有了自己的棉被和床铺;以前在主人的房间里,我只能睡在地上,不管白天还是晚上穿的盖的只有自己的破衣烂衫。作为奴隶,我以前是不能碰床铺的,更别说用它们了。
“因此,第一天晚上我竟然睡不着,也不和室友说话,甚至脑子都不转了,我觉得这一切都像在做梦。汉族老师不但热情,而且富有爱心。跟他们说话我觉得十分困难,可一旦说起话来,我就觉得如释重负。我们睡在同一个房间里,用着同样的东西,吃着同样的饭菜,他们也平等地称呼我们,这一点是我不敢相信的。而我和主人在一起时又是怎样一种情形呢?每次讲话,他只冲着我吼几个字,并且通常都是骂人的话。而我必须低着头,将双手放在膝盖上,伸出舌头以示尊敬,嘴里连连说‘是,是’。而且声音还不能太大,不然他就会以傲慢无礼为由打我。那睡觉呢?他早早躺在毯子和垫子上,而我到后半夜还睡在冰冷的地上。天刚蒙蒙亮我就要起来给他倒夜壶,收拾东西,伺候他在床上吃早饭,接着他要一直懒洋洋地在床上躺到中午。伺候他吃饭,我必须低着头用双手将碗捧到他面前,只要有一点点小错,他就会将滚烫的热茶泼到我脸上。而我自己只能在角落里吃剩饭。他们通常将奴隶称作‘白痴’,但如果你以‘白痴’为由说没听明白他的命令,他就会揍你一顿。规矩是:主人想什么,奴隶就得做什么。
“巨大的反差让我高兴得瞪大了眼睛,觉得自己就像一只小猫到了一个温暖的地方。但我开始并未想到要为人民服务,只是想,好运终于降临到我头上了!我还是有些怀疑和害怕,毕竟这些人都是汉人,他们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他们会一直这样吗?因此,不管听人们说多少次我和他们是平等的,无论是见到藏族干部还是汉族干部,我还是会向他们鞠躬,并像以前一样伸出舌头说‘是’。他们会反对我这样做,并且说:‘不要再那样,我们是阶级兄弟,过去我们也和你一样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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