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人民解放军在西藏

1951—1965年


俄国十月革命大约一年后，列宁曾经谈过无产阶级军队的特点和影响，他的话既简洁又让人印象深刻。他回忆起自己一次乘火车的旅行。途中，他遇到一位老太太，其正和别的旅客聊得起劲。

她把革命军队和旧军队做对比，她说革命军队保护穷人，而旧军队却保护资产阶级和地主的利益。以前，穷人如果未经同意从树林里拿走一根树枝都要高价赔偿。她说：“但现在如果你拿着一捆树枝在林中遇到一名战士，他甚至还会帮你一把。你再也不用害怕拿枪的人了。”

我觉得这算得上是对红军最好的称赞了[1]。

这篇文章中说到“拿枪的人”，让我不禁想起了华成和（音译）。

1955年，我在波密县扎莫见到了这位普通士兵。他身材瘦小，不太说话，家在几千里之外，是中部省份一位佃户农民的儿子，从十岁起就开始给地主放牛。在解放战争中，他被抓壮丁抓到国民党军队。后来，他和同村的一些人一起逃走，加入了人民军队。

他告诉我说：“我们再次入伍前，有一个学习班，主题是‘我们为啥穷？’大家都谈到了在国民党统治下，自己当农民以及当兵受压迫的亲身经历，当时好多人因为悲愤而开始抽泣。很快我们就明白了蒋介石的统治和帝国主义才是劳动人民饱受贫穷和屈辱的根源，要铲除它们的影响就必须深挖其根源。后来，我们成长为优秀战士。我们什么都不怕，只担心旧的奴隶制度会再回来。”

1950年，志愿兵被征召去解放台湾和西藏，当时台湾和西藏仍然在帝国主义和反对派的统治下。华成和积极响应，被分派参加西藏战役。“在空气稀薄的情况下，我们每个人都背负着40多公斤的装备，徒步翻过18座大山，有些地方海拔甚至超过5000米。有两件事情促使我们一路前行：一是我们牢记着自己、自己父母和祖辈受过的苦难，二是我们看到西藏人民仍然遭受着苦难。我们没有在藏族同胞家住宿，即使零下30摄氏度的严寒天气，我们仍然住在帐篷里。

“我们从群众那里买东西或让他们帮忙做事情时，都会付钱。对此，一部分贵族企图加以阻拦。他们威胁要惩罚那些卖给我们东西或者给我们做事的农奴，而且还说我们的瞎话。起初不少人都相信了，我们对此没有追究。除了那些压迫者，这些群众从来没有见过其他人。所以我们让事实说话，我们给他们挑水，给他们修倒塌的房屋。结果呢，这些群众开始请我们去他们家住，也只有那个时候我们才这样做。在他们家住我们还付给他们租金，群众也不愿意要。我们受过培训，绝不能违反他们的风俗，绝不能伤害他们的感情。即使饿着肚子，我们也从不在河里钓鱼。我们从未踏进寺庙一步，路过神殿我们只从右面走过，正如喇嘛教徒表达敬意所要求的那样。如果有战士在这些方面表现涣散，我们就会批评他，我们领导也会向藏族群众道歉。

“1953—1954年间，我们正在修川藏公路，这远比一场战役还要难。我们精神抖擞，大家清楚正在修的这条路能够保卫国家，能够加强各民族之间的联系。好生活咋能靠马和牦牛驮到西藏呢？！

“当然，没有人民群众的帮助，路是修不起来的！我开始学习藏语，并当上了一支修路小组的组长，领导40多名藏族工人。他们有些人穿的靴子磨破了，我试着用碎牦牛皮给他们做了新鞋底，这一招是我在部队里学的。我们的午餐时间为一个小时，但是我20分钟就吃完饭，剩下的时间用于修鞋补鞋。所有战士都和我一样，帮忙做些必需的事情。”

华成和告诉我：“当时，无论做什么都得经过贵族。宗族头人来到路上，虽然他们从未碰过镐和铲，我们还必须给他们付钱，这当然不是因为他们做了什么活，而是因为他们的地位。他们有些人征召农奴做乌拉来修路，并侵吞他们的工资，对于这种做法，我们并不同意。我们把工资交到每个人的手里。当然，个别特别胆小的农奴也会把钱交给贵族们，对此我们也不能干涉，但那样做的毕竟是少数。他们拿着钱去我们部队商店买东西。

“刚开始有些藏族人还是很害怕我们。这也难怪，民族之间曾经出现过很长时间的疏远，而我们不仅仅是汉族，还是军人。他们见过旧反动派的汉族军队和藏族封建军队，这两类军队对穷人都蛮不讲理。起初，不管我们说什么，藏族人即便没听懂，都会回答说‘好，好，这就去做’。慢慢地，我们给他们讲明没必要盲目服从。如果他们不喜欢某件事，或者认为这件事还能做得更好，他们应当直接说出来。当他们开始这样做时，真的帮了我们大忙，因为他们了解这个地方，而我们不了解。

“最初的陌生感消失后，一下班我们常常坐在一起说说话。没过多久，他们就倒出了各自的苦难辛酸。益西是一个农奴，他告诉我们他曾如何被无情鞭打，但又让我们不要再提此事，因为打他的那个头人就在现场。一天，一个藏族修路工突然激动地说，‘告诉我们咋样才能挣脱压迫，我们照做就是！’我该怎样回答呢？我们严格执行‘十七条协议’，我能做的只有告诉他们，‘我跟你们一样。我给你们讲讲我的故事吧。’这样做后，他们也就理解了。

“扎西次仁是一位藏族修路工人，因为年纪大，我们都叫他阿爸。他喜欢我们这样叫他。他说，‘你们待我比我儿子都要好！’他把所有的收入放在一起，有100多元，比他辛苦一生见过的钱都要多。他想给我们买点礼物，其他工人也想这样，我们都谢绝了他们的好意。工程结束后，我们举办了告别晚会。藏族工人带来了藏式糖果和糕点，我们准备了汉族风味的食物。我们互相为对方高歌，扎西老人也带来了他自创的歌曲：

天上星星多多，

只有北斗七星最亮；

村里人儿多多，

只有亲生父母最亲；

世间众生多多，

只有解放军最好！

他让我们把这首歌寄给毛主席，我们后来确实寄了。”

扎西次仁全家包括妻子和两个孩子都在工地上。华成和说，他们离开的时候需要一头牦牛把衣服驮走，这些衣服都是在部队商店买的。部队商店卖的东西没有什么利润，也没有因为从内地长途运输到这里而加价。藏族人刚来的时候，他们说“要给解放军修路”，后来他们说“部队在给我们修路”。提到此事，华成和心情十分激动，声音都有些发抖。

※※※

1955年，解放军克服史无前例的困难的精神，解放军的榜样宣传作用以及他们对民众的影响，我都有所耳闻。

修路的领导们讲述了一部分技术人员曾想推迟这个项目的情况，他们说：“我们还没有掌握足够的数据，设备和材料也不足，咋可能在这种高海拔地区修建这么长的公路呢，全世界都没有人做过这样的事呀。”但是党中央从政治层面来看待这个问题，“公路没有修好，我们就不能说西藏人民得到了解放。”这一点成为修路战士的核心动力。

2271公里的川藏公路和2100公里的青藏公路[2]主要是用镐、锨、锤和凿子修建的，绝大多数地区海拔很高，呼吸困难，同时还要面对农奴主持续不断的破坏。不管怎样，工程已经完工，修路的过程使西藏农奴对革命和革命军队也有了初步的认识，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