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人民解放军在西藏

然他们心中的这些种子生根发芽并变成行动的动机尚需时日。这个过程将是漫长的，并将经历如下几个阶段：最初是相识，抹去坏的记忆和新的诋毁，接着是感激，再下来是和他们生活相比较，然后是部分斗争，最后是阶级觉醒。

人们告诉我，路修得离拉萨越近，农奴主的阻拦就越大，农奴主害怕失去政治上的影响和经济剥削。在工布江达谷地，农奴主害怕失去牦牛运输带来的收入，所以就阻挠施工，不给工地上的藏族工人供给食物。对此，解放军战士进行了回击，他们从自己的口粮中挤出一部分给藏族工人吃，还从山上采摘野果充饥，教藏族工人如何更好使用镐和锨干更多的活，挣更多的工资，同时又便宜卖给他们食物。那些藏族工人一下子就明白了谁才是他们的朋友。

那段时间招募劳动力必须通过西藏封建头人。那些头人坚持要统一收走工人的工资，只给他们一点点吃的东西。正如华成和描述的，部队最后成功让工人了解了计件工资法——工资直接发到工人手中，他们可以从军需供应站买吃的和其他东西。在此之后，农奴们做完分配给自己的工作回去后，心里很是愤怒，不愿上交自己的收入。他们说：“地主又不养活我们，我们为什么要给他们钱呢？”一些人买回靴子衣服，穿几天后再买套新的。主人问道“钱呢？”他们指着靴子衣服说，“这就是钱。”当然，农奴主不会穿下人穿过的东西。按劳计酬和报酬归工人的思想第一次扎根于藏族人民的头脑中。

假期不用上工，但工资还是照发，这是西藏前所未闻的事情。怀孕女工还有一个月的带薪产假。如果藏族修路工人生病了，解放军战士会背着他们到诊所免费治疗。

一次，山洪暴发冲毁道路，80余名藏族工人被困，处境险急，生命危在旦夕。解放军战士把树砍倒，扛在肩上搭成便桥，站在齐脖深的湍急水流中，让藏族工人安全脱险！后来，解放军战士遇到困难或危险，很多藏族工人冒着生命危险去帮助他们。

仅在1951—1953年，公路沿边的部队医务人员免费救治了成百上千名藏族同胞，这其中既有修路工人，也有当地的居民。

1954年，数百万吨冰川融冰落入一个高山湖内，致使那曲河的河水暴涨。洪水像一堵墙，有些地方甚至有5米之高，吞噬了整个江孜地区，日喀则部分地区，超过100个村庄受灾。解放军部队拯救了大量幸存者，并提供了应急食品、衣物和2万米的帐篷帆布。随后，中央政府送来了救济粮、种子、材料和资金，部队帮他们重建家园，补种庄稼，恢复手工艺品生产，帮助他们在特殊救济项目上多挣钱。在旧西藏，这样的洪水可以使西藏第三大重镇江孜荡然无存。

一年之后的1955年我再次看到江孜的时候，4/5的被毁房屋已经得到重建。崭新的江孜—日喀则公路和新的灌溉系统见证了灾后恢复工作做出的努力成果，尽管贵族和高僧竭力想独吞灾后重建的利益，他们甚至通过增加百姓在租金和劳动等方面的负担来弥补自己的损失。一位政工干部告诉我们说：“食物、住处和工作等方面的组织是件难事，但这还不是最重要的，真正的胜利要消除震惊和冷漠，唤醒和保持希望。”

正因为解放军战士的这些举动，和他们有过接触的农奴和奴隶，起初为了和民族压迫时期的“旧汉人”有所区分，称解放军为“新汉人”，接着又开始称解放军为“金珠玛米”，“无私之神”，甚至“菩萨兵”，以便将解放军与之前他们了解的其他军队区别开来，尽管他们清楚解放军不信神。反动派也不能再用造谣中伤的把戏来孤立解放军，或者将他们赶走。普通百姓通过观察解放军，与解放军一起工作，也开始觉醒。从这些觉醒的普通百姓中走出了西藏解放后的第一批干部，读者从本书中也会看到这一点。

此外，部队反过来也得到了教育。和藏族百姓一起工作，看到他们的贫穷和精神，部队战士彻底克服了脑海里那些残留的旧思想，比如挥之不去的大汉族优越主义，还有“有恩于穷人和落后地区”的家长式态度；党对部队开展的阶级教育也具体化为对藏族受压迫人民的阶级友爱和尊敬。

这两点认识融合的过程为孤立藏独反动派打下了基础，也为后来平息叛乱和后期的民主改革打下了基础。

阶级斗争的复杂性存在于很多方面。首先，这涉及要和既有地方力量——西藏农牧主阶级打交道。但是自始至终，其目的就是要唤醒西藏多数民众，使他们能够与中国其他民族的阶级兄弟一起，在本民族的前进发展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

1951年5月23日，中央政府与西藏上层签订的《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3]（简称为“十七条协议”）发挥出积极作用。该协议保证了中国领土的完整，挫败了得到帝国主义支持的分裂分子的图谋，这个关键的第一步使得变革成为可能。在该协议下，西藏的统治者的职责包括着手“帮助解放军购买食品、饲料和其他日常必需品”。既然已经做出承诺，他们只好尽量避免公开反对这些事情，实际上他们不可避免以达赖的名义向地方贵族发号施令。

协议第4条写道：“对于西藏的现行政治制度，中央不予变更。”第13条写道：“进入西藏的人民解放军遵守上列各项政策，同时买卖公平，不妄取人民一针一线。”

解放军作为一支政治军队，时刻宣传革命思想是其职责。起初，解放军并没有直接宣传要抵制当时的西藏社会制度，而只讲到全中国团结起来抗击帝国主义，讲到了其他地区和省份发生的巨大变化，解放军在西藏的影响是通过实际行动而产生的。

部队不但没有从藏族同胞那里白拿过任何东西，而且还努力避免造成任何不便，对于可能产生的任何负担都自己承担。甚至肚子饿了，部队也会尊重当地的饮食忌讳，不捕鱼，不捕猎。如果买东西影响了市场或者造成市场供应的短缺，他们就不去市场上采购，而常常靠吃野菜或田鼠肉充饥。进藏以来，部队遵守规定，利用荒地生产供应了部队所需的一半粮食，其余的则从其他省份调入，这样就不会和当地百姓争粮食。部队组建的国营农场（本书的其他章节做出过介绍）也开始逐渐满足百姓所需，同时也积极促进西藏当地农业取得更大发展。

至于今后的发展，关键还是群众和他们的思想。协议第11条讲到，“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时，得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员协商的方法解决之。”

最终，部队不强求改革的工作作风反而成了人民要求改革的一个因素。农奴主不能再发号施令的时候，他们没有选择协商，而是选择了叛乱，企图通过武装胁迫，扼杀人民的希望。正是农奴主们撕毁了“十七条协议”，武装对抗解放军。此时，也只在此时，解放军代表人民自己的强制力量扫除了障碍，让改革得以实施。

为了实现目标，解放军通过八年多与当地群众的联系和工作经验，组织了5000多名官兵（50人一组，或个人援助民兵队），在当地开展了五个方面的工作。

（1）团结劳动人民；

（2）全力进行民主改革；

（3）建立人民国家政权；

（4）成立党团组织，吸纳成员（西藏发生叛乱前，农奴主不可能允许这样做）；

（5）大量培训藏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