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旧西藏军队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封建神权制度下的旧西藏军队。与其他封建机构一样，旧西藏军队镇压人民，靠盘剥人民而生存。

为了养活旧藏军，噶厦地方政府专门留出庄园马康给他们，农奴辛苦一年的劳动成果80%都用于供养他们。农奴要提供的东西如下[1]：

100万银圆

150万公斤青稞

8.1万公斤黄油

1.3万公斤茶叶

同样是这些农奴，他们负担了军队的绝大部分劳役，马康每40公顷左右耕地就有一个男子被强征入伍。

军队指挥系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秩序。旧藏军的高级职位与所有西藏政府的职位一样，不是由一人担任，而是由一个和尚配一个俗人来担任，并且两人都必须出身贵族。五名团长（即代本）也必须是贵族，他们不是职业军人，而是从军队和地方职位相互打乱的官员名单中指定。例如，团长常常过去是宗本（即县长）。在他之下则是营长、连长、排长和班长，这些都是常备部队的一部分。通常情况下，普通人是不可能晋升到这些级别的，这些军职只能由贵族担任。

这样的军队虽然镇压百姓还算凑合，但其力量实在太小，基础太薄弱，自然无法有效抵抗从印度边境入侵的英国侵略者。在更早一些时期，1888年和随后1903—1904年荣赫鹏入侵西藏的战斗中，西藏地方军队和征用的兵力的确英勇抗击了帝国主义，江孜要塞（宗山）是他们曾经不惧艰难奋勇作战的地方，现在这里立有一座国家纪念碑，它肯定了藏军对保卫西藏人民做出的功绩，也肯定了他们对保卫中国领土完整所做的贡献。保卫战最终失败了，其原因并非因为缺乏勇气，而是由于双方火力相差悬殊，加之没落的北京清王朝未能给予足够的支持。随后的几十年里，旧藏军丧失了保卫西藏的功能，沦为了外部势力渗透西藏的工具和帮凶。

50年多年前的1924年，一位美国作家格罗佛·克拉克曾说过，在印度有一位英国特工，除担任其他职务，他还是拉萨军事力量的头目：

此人不仅是警察首领，也是藏军司令，掌控着西藏的邮政和电讯服务。他对达赖的个人影响也很大……此人曾在印度大吉岭做过警察。首次和达赖见面的时候，他和查尔斯·贝尔爵士都在印度。[2]1919年，他曾陪同查尔斯·贝尔爵士到访过西藏；1923年11月，他重回拉萨……碰巧，仁青当时刚刚提出向拉萨增派大约600名英军士兵的请求，这些士兵名义上是做达赖的保镖。而实际上：藏军装备有英军老式步枪；在过去的几年里，6000多杆步枪、一批机枪、几门大炮和大量弹药从印度运往拉萨；有藏族人在印英军队受训；藏军普通演习命令用的是英语而非藏语；藏军穿的是英式制服。[3]

再也找不出比这个更加典型的描述了，一支被殖民主义思想侵蚀了的武装部队，驻扎在殖民主义者企图吞并的地区。

在英国官员看来，西藏的军力是他们实现帝国主义目的的潜在炮灰。贝尔自己曾经写道：

这也不是不可能，再过些时间也许就会发现，征募藏族士兵到印度军队是很有必要的，就像现在以同样的方式招募廓尔喀人一样。一些藏族人已经在为尼泊尔征募的廓尔喀兵团服役了，我认识的一位藏族人在布尔战争期间在南非新马补充部门工作。此类计划，尽管限制在极小的范围内，也许会对印度和西藏都有利。这个计划还为时尚早……直到汉藏纠纷解决之前。西藏人口居住分散，为了东部边界[4]防御安全，目前需要预留人员作为储备。

贝尔在描写中国的一个地方，即使贝尔的国家英国政府也承认该地方是中国的领土，但他并没有为此感到难堪。对他来说，西藏已经被英国放弃，但“留下人员”可首先被用来对付中国其他地区（在西藏东面），以便为英国从印度向藏南地区控制西藏扫清道路，然后再让藏族人在英国的殖民战争中打仗。其目的一目了然！

多年后的一本书里写到了英国和他们最亲近的西藏上层阶级追随者共同打造的杂牌军。这本书撰写于解放后，在美国出版。

藏军严重缺乏现代武器，指挥落后，甚至不被藏族人自己当回事。和尚们憎恨藏军，把它当成外来的杂种。贵族们不信任藏军，把它看成潜在的威胁。普通老百姓害怕它，把它当作公害。[5]

事实上，藏军变成了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工具。几十年来，拉萨调遣藏军并非用于外部防御，而是用于劫掠周边省份。

1950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藏军曾企图在当时位于西康省的昌都地区阻击解放军进藏。作为其长期以来的使命，藏军不仅服务于西藏封建主义，也为帝国主义的利益服务。藏军的武器是英国的，广播通讯掌握在英国侨民手中。这些侨民干的事不仅仅是敲击键盘，其中有一位名叫罗伯特·福特，他后来曾经写到，他也提了一些“建议”，比如“把一些布朗式轻机枪放到山里，用炸药炸掉桥梁”。[6]昌都格达活佛想要避免战争，支持包括藏族在内的全国民族团结，但是被人毒害致死。在写道这个事情时，福特吹嘘道：“我知道谁杀害了格达，我希望他永远不会被发现。”[7]

在拉萨，英国无线电话务员长雷金纳德·福克斯自封为“独立西藏的外交部长”，他也把自己想象成作战部长。西藏革命展览馆展出了他的一封密信，信是写给“藏军总司令”的，日期为1950年1月17日，内容是鼓动对解放军进行“顽强抵抗”，发动世界舆论，这样“美国就会感到他们应该立刻提供大量的军事支援，很可能要动用空军来完成”。这封信里清楚地说出了他对西藏无论是穿便装还是穿制服普通百姓的恐惧。为了对付他们，福克斯呼吁开展大规模恐怖活动。他建议：“所有神的忠实臣民，为了安全起见，避免受共产党影响而变节，都应当后撤至少20英里……他们中间有很多共产党的特工和间谍……必须对他们斩草除根，一点也不能耽误。否则，他们会继续策反藏军。”

1950年10月，昌都战役爆发，最终以旧藏军的溃败而告终。但中央人民政府并没有宣布它非法，也没有虐待军官和士兵。福特甚至这样写道：“凯旋的解放军明确表示，他们对西藏宗教没有任何异议，和西藏人民也没有什么过节。西藏人民受到了很好的对待。尽管也遇到了严重的物资供给困难，但解放军却没有坐吃地方。战士们有严格的纪律，要尊重老百姓和他们的财产，要尽可能和他们交朋友。”至于那些藏军俘虏（正如福特自己所述，凡落入藏军手中的解放军都惨遭杀害），解放军“只是让藏军排好队，发给他们安全通行证，再发些钱，让他们和老婆孩子一起回拉萨”。

高级指挥官也没有被处死。阿沛·阿旺晋美是达赖噶厦政府掌管政治和军事的官员，被俘后应该被枪毙。相反，解放军给他讲了进藏部队的目的，他看到了解放军言行一致。多年后，阿沛给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这样讲道：

清政府[8]给我们留下了坏印象，而国民党更糟。起初，由于国民党和外国人到处散布谣言，我们对北京新政府很是怀疑。1950年，西藏有很多国民党和帝国主义的特工，对于共产党的政策我们并不清楚。所以，我就带领藏军进行抵抗，那只是一场短暂的战斗，我们抵抗不了解放军，最终解放军打下了昌都。1950年末，我开始学习共产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