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旧西藏军队

政策，认识到他们倡导国家各民族平等团结。从那时起，我的顾虑就打消了。

几百年来，昌都人民饱受封建剥削和战争灾难。解放军胜利后，民众的负担减轻了。解放军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代表贵族、平民和僧俗等所有当地群众。解放军开始调解地方部落间的战争和争执，盖起了医院，建起了学校。我不再害怕新政府了……[9]

从1950年10月到1951年7月，解放军没有从昌都地区向拉萨传统控制地区挺进。阿沛接到授意，要把中央人民政府的建议报告给达赖喇嘛，而达赖喇嘛本人当时在靠近印度的亚东，随时准备逃往印度。达赖指派阿沛作为行政长官，和拉萨的其他官员一起前往北京。1951年5月23日，《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在北京签订。在得到拉萨认可之后，解放军才恢复行军，并严格遵守协议条款和平进藏。西藏境内再没有发生任何战斗。

随后，根据“十七条协议”（第15条），成立了解放军西藏军区，阿沛被任命为副总司令，同时他还是噶厦政府的成员。1956年，阿沛担任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秘书长。1965年，阿沛被推选为自治区政府第一任主席，并于同年正式就任。1979年，阿沛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在此期间，该怎样处理西藏军队？“十七条协议”第8条这样写道：

西藏军队逐步改编为人民解放军，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武装的一部分。

反动的西藏农奴主从未遵守过这一条，他们紧抓藏军不松手，把藏军作为对抗进步的最后一张牌，最终在1959年发动了叛乱。

在同样的动机下，他们也违背了“十七条协议”第15条，该条款规定在西藏建立“军政委员会”，甚至中央人民政府承诺“尽量吸收西藏当地人员参加工作，包括西藏地方政府及各地区、各主要寺庙的爱国分子”。人民政府的确在军区任命了藏族高级军官，但是军政委员会始终没有成立起来。

农奴主蓄意破坏是出于阶级原因。农奴主政权紧紧抓住藏军为他们的剥削特权服务，其动机并非是“民族的”，这并非是把藏族人的参与排除在防御之外的问题。农奴主们真正害怕的是西藏受压迫阶级逐渐进入军队领导层。

尽管阻碍重重，人民政府和解放军1951—1959年艰苦时期制定的相互平等、共同进步的民族政策还是产生了巨大影响，它分化了上层阶级，甚至分化了西藏军队。

1959年，对于孤注一掷且受到外国势力支持的叛乱，一些贵族官员并没有义无反顾地参加。桑颇·才旺仁增时任藏军总司令，是噶厦政府成员之一，他坐车从街上经过，没有携带任何武器，结果被叛军从车上拽出来，猛击头部，并撇下不管。（有记载说，他们本来袭击的目标是阿沛，他们原以为车里面坐的就是阿沛。）担任五大代本（团长）之一的尼玛明顿多杰没有参加叛乱，后来他在拉萨教育局工作。即使顽固分子小心保存下来的军队也没有全部参加叛乱，这是顽固分子受到真正孤立的一个标记，这也使叛乱平息变得容易很多。

毛泽东对人民既充满耐心，又满怀信任，一开始就预言顽固分子肯定会受到孤立。早在1952年的一次党内指示中（直到1977年才公开），毛泽东就建议在“十七条协议”中提到的“重组藏军”和“建立军政联合会”两个问题上不要过于匆忙：

目前不要改编藏军，也不要在形式上成立军分区，也不要成立军政委员会。暂时一切仍旧，拖下去，以待一年或两年后我军确能生产自给并获得群众拥护的时候，再谈这些问题。在这一年至两年内可能发生两种情况：一种是我们团结多数、孤立少数的上层统战政策发生了效力，西藏群众也逐步靠拢我们，因而使坏分子及藏军不敢举行暴乱；一种是坏分子认为我们软弱可欺，率领藏军举行暴乱，我军在自卫斗争中举行反攻，给以打击。以上两种情况，无论哪一种都对我们有利。在西藏上层集团看来，目前全部实行协定和改编藏军，理由是不充足的。过几年则不同，他们可能会觉得只好全部实行协定和只好改编藏军。如果藏军举行暴乱，或者他们不是举行一次，而是举行几次，又均被我军反击下去，则我们改编藏军的理由就愈多。……[10]

叛乱发生后，噶厦政府单方面撕毁“十七条协议”，使其失去了效力。

绝大部分藏族人已经明白，此时的任务已不再是逐渐改革封建当局和军队的问题，而是彻底用革命摧毁的问题。1959年3月28日，周恩来签发国务院令：“即日起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地方政府职权。”同日还发布了公告，将要设立军事管委会，其任务之一就是“组织西藏爱国人民的自卫武装，以代替腐败透顶、已经叛变、毫无战斗力、而且为数只有3000多人的旧藏军”。

就这样，旧藏军不复存在。同时，西藏人民民兵队伍在平息叛乱中应运而生。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藏族人加入了解放军。

作为个人，旧藏军的成员受到了区别对待。只有那些参与叛乱的骨干分子受到了惩处，而那些仅仅受命行事的人被释放回家；昔日身为农奴的士兵一起分享民主改革带来的好处，所有平息叛乱的有功人员都受到奖励。1965年，我看到很多昔日的各级别藏军人员在耕田种地，在手工合作社上班，而那些有文化的则当了办公室人员或者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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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军士兵除一些人被解除武装、关进监狱或被遗弃外，还有些人越过边境逃往印度，他们这样做要么是因为害怕，要么是受到了叛军军官的胁迫和怂恿。在那里，各类外部势力多年来一直企图整合利用这一部分人，夺回他们在西藏的权力和影响力，或者开展可能针对中国的军事行动，这一点也为西方作家所证实，其中包括叛军的英国朋友乔治·帕特森。[11]但是，1963年帕特森曾经沮丧地写道：“藏人越来越易受到汉人宣传的影响……”[12]那就是说他们想家了，开始感觉受到了误导。

几年之后，有些人返回家乡，身份是回乡公民而非入侵者。他们厌倦了逃亡，并且被自己听到的西藏新生活所深深吸引。

1965年在山南，我见到了其中的一位。他叫普次旺堆，36岁，体格健壮，说话有点慢。我问旺堆：“你是怎么当兵的？”他回答得很详细。作为农奴，他们十口之家一直生活艰难。1959年，庄稼收成不好，乌拉苛捐杂税更是雪上加霜，所以他给一个家境较好的农奴做了替身，把自己卖给藏军。那位家境较好的农奴在庄园种地，需要服兵役。普次旺堆把卖身之钱都给了妻子，这样她就能养活孩子了。

1959年，普次旺堆所在的第二团驻防布达拉宫，该团的军官命令开始叛乱。他回忆道，无论公开宣言用了什么华丽夸张的词语，事情传达到队伍的方式还是显示了贵族们对普通士兵的轻蔑。他们说：“政府一直养活着你们，现在让大家看看你们没有白吃饭！”很快，驻防残兵被解放军打得落荒而逃，好多人半路上开了小差。但是军官们还在催促剩下的人说：“不要相信共产党，他们会让所有年轻人当兵，老年人饿死，把小孩遣送到内地。”到达印度边境时，纵队人数不断减少。有两个人在旺堆面前扔掉装备，准备回家，但又被后方军官截住，遭到暴打，之后又被逼继续前行，身上也被解除了武装。“我们跨进印度的时候，我心想，‘我再也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