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旧西藏军队

见到亲人了。’”

到印度的时候天正下着倾盆大雨。由于食物缺乏，好多士兵接近崩溃，有些人开始哭泣，这时候军官说：“你们到了国外算是幸运的，如果回去，你就没命了。”但是大家之间相互议论说：“我们在印度干啥啊？我们又不懂语言，不懂习俗，没地没家。”

普次旺堆说，在印度，有人告诉士兵们说：“在西藏，人们都快饿死了，你们出来了应该感到高兴。”讲到这里，旺堆突然停了下来，并且大声说道：“现在我明白了，那是在说谎。在旧社会，种地的人没吃的，织布的人没穿的；现在人民掌权了，有地有房。民主改革前，我的村里只有两户人家日子富裕，其他人都缺少粮食，还要背负沉重的乌拉差役。我家过去有1头驴，现在有6头。过去我们只有10只羊，现在有40只，我妻子还养了4头奶牛。甚至我叛逃在外时，她也分到了她那一份。我回来后，也得到了我的那一份，还有一笔贷款来维修我家房子。”

接下来，旺堆又讲了更多他逃亡的故事。最初，他的部队到了阿萨姆邦的米什米，那里是热带森林。六周后，因为刚从寒冷高原过来，一些人因水土不服生病死了。幸存活下来的人吵闹着要去山地国家，结果就到了锡金的甘托克，在那儿他们修了两年路，结果却不能直接拿到工资，钱被交给藏族的头人，头人再给他们每天三安那[13]的钱。西藏的农奴在西方媒体里被描绘成“自由战士”，这些士兵们在国外仍然是农奴，生病或者意外受伤都得不到治疗。士兵们被告知：“没钱看病！”在旺堆的56人修路队中，两年中死掉了4个人。

普次旺堆讲的这些，我后来在西藏叛乱分子自己的一个出版物里得到了证实。1965年12月，新德里印刷了一份时事通讯，其通栏大标题为“来自达赖喇嘛陛下的临时总部”，这篇通讯对在印度北部山区参加修路的藏族人的境况表示不满：

在这里，无论男女都在路上工作，住在路边临时搭建的帐篷里，居无定所。冬天雪大，修路会暂时停工几个月；如果可能，这些修路工将到山下去做临时工……藏人觉得印度平原气候太炎热……藏人是外国人，未经许可不能自由去往印度任何地方……与所有生活在山区的人一样，藏人容易患上传染病……

普次旺堆接着讲道：“后来，事情很快有了转机。我们得到通知，青壮年应该去西里古里，那里有其他工作。但是我们在那儿也没有停留，而是继续前往加尔各答，然后到了大吉岭。在那里军装下发到我们手上，这让我们很是惊讶，我们成了印度士兵！但是那些印度军官歧视我们藏族人，他们说：‘你们是乞丐，没有我们，你们就没法活了！’再后来，我们又被派往阿格拉接受训练，并且配有英式半自动武器。”旺堆是用英语说的“半自动武器”，他掌握了一点英语单词。“他们教我们说1，2，3，4，拉！这些是我们在飞机上跳伞时说的。负责训练我们跳伞的人来自美国，身穿便服，根本不管我们有多害怕。时间一到，就把我们从飞机里推了出去，我们能做的就是紧闭双眼，说1，2，3，4，拉开绳子。有的人落地时摔断了腿。”

最后，普次旺堆所在的部队被转移到拉达克，那儿离西藏很近，他们可以收听到家乡的广播。一天晚上，普次旺堆悄悄溜出营地，走了一天半，躲开了检查站，跑到解放军边境巡逻站自首。

回到拉萨，普次旺堆很是惊奇。他说：“过去我一直认为拉萨是个大城市，但你可以很快绕城转一圈，而且城里很脏。现在的拉萨真的很大，很干净，路也修得好，还有电灯、学校。之前，我做乌拉从我村子到拉萨需要几天的时间。这一次我搭汽车回家，几个小时就到了。路上我看见沿河新修的筑堤。过去修筑堤我们要上缴税款，但不知怎的，从没修好过，仅修的一点只给我们带来了更多的乌拉差役，大庄园从中得到了利益。现在，群众给自己修堤，还能挣到工资。我现在开始明白，在逃亡期间，传到我们耳朵的事情是咋被歪曲的。”

回到家人和朋友身边，普次旺堆受到了欢迎。他邀请我们说：“到我这儿来吧，看看我现在生活得咋样！”

因为没有时间，我们谢绝了他的邀请。但是我们已经听得足够多了，知道好多在国外的昔日藏军士兵愿意回来——他们想以普次旺堆选择的这种方式回来，而不是按照那些要让他们做炮灰的人安排的方式回来。

1976年，我们又询问了普次旺堆的情况，听说他已经是公社的一名优秀建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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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普次旺堆谈话后的几年里，很多事情得到了披露，它们证实了旺堆故事的真实性，并且证明了保留和利用反动藏军的企图不仅是绝路一条，而且十分滑稽，普通藏族百姓受到蒙蔽而参与其中也是一个悲剧。

关于印度军队中的西藏叛乱分子的情况，英国记者克里斯·穆林撰写了一篇报道，刊登在1975年9月5日发行的香港《远东经济评论》周刊上。这批逃亡藏军兵力有好几千人，这就是说在连续多年的征兵中，比这个多好几倍的藏族人曾经服过兵役。他们的训练营位于德拉敦，离德里不远。如普次旺堆所说，美国人在阿格拉给他们开展特别跳伞训练。多年来，这支力量一直被用于边境的巡逻。新兵也被告知，他们会最终“解放”（即入侵）西藏。其实，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他们变成了别人的牺牲品。穆林说，在孟加拉国建国之前的印度军队行动中，这些人被派去和巴基斯坦作战，其中有40多人死掉了。

与这支部队并肩作战的还有一支“秘密部队”，受美国中央情报局直接领导，与美国人在老挝和柬埔寨组建的类似部队一样。

美国武装和指挥官为了军事行动的目的要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特别是把西藏从中国革命分裂出去，可追溯到1949年洛厄尔·托马斯父子二人对西藏的访问时期。1950年回到美国后，他们见到了杜鲁门总统。在美国干涉中国其他地区惨败之后，杜鲁门总统此次没有给出任何具体的承诺，尽管他表达了对分裂分子的“同情”。

后来，一边是达赖喇嘛在中国中央政府担任高职表忠心，一边是达赖在国外的两个哥哥继续与美国保持联系，一位是在噶伦堡的嘉乐顿珠，另一位是在纽约的土登诺布。1957年，达赖在噶伦堡的哥哥嘉乐顿珠组织了西藏游击队的训练，起初的地点是在台湾，但很快又转移到了美国。同年的一次秘密行动中，在巴基斯坦东部的一条废弃的道路上，接受美国中央情报局训练的藏族新兵被达赖的哥哥土登诺布开车接走，并换上美军制服飞往美国基地。在那里，中央情报局人员告诉藏族新兵说：“中国也是我们的敌人，所以我们会帮助你们作战。我们之间的关系会长期保持，而不是两三年。”

1957年8月，接受中央情报局训练的两名藏族特工被秘密空降到拉萨附近，其目的是要“组织反抗”。在达赖喇嘛的夏宫罗布林卡，两名藏族特工秘密会见了一名叫作帕拉土登的官员[14]，并很快通过无线电报将此事向美国做了报告。他们发现拉萨太过危险，随后又转移到藏南的山南。1958年，美国给那里的叛乱分子空降了武器。1959年拉萨发生叛乱，其在几天之内就被平息。达赖一帮人通过山南逃往印度，一名空降的特工半路加入。达赖后来亲自告诉穆林，在逃亡的路上，他们和中央情报局通过无线电保持着联系。

穆林说，1959—1962年，美国中央情报局从叛军中特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