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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新西藏战士大扎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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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向帝国主义关上了大门,给西藏人民带来了新生活的希望。1959年,在农奴和奴隶们的帮助下,解放军平息了农奴主武装叛乱。而在旧西藏,农奴和奴隶们没有任何武装力量。1965年,这些西藏劳动者打碎了封建枷锁,很多人在解放军部队中服役,或是士兵,或是军官。贡布是一位登山运动员,他曾登顶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在全中国家喻户晓,并且当选了全国人大代表。另一位是普布扎西,为了在暴风雪中保护牧民的牛群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和其他两位汉族解放军英雄雷锋和王杰一样,普布扎西也在全国受到缅怀;他们没有牺牲在战争年代,而牺牲于平凡的工作中。因为解放军受过教导,其不仅要能打仗,还要为人民服务;不仅要保护多民族人民共和国的边疆,其本身就由多个民族组成;不仅要保卫社会主义,而且还要不怕苦不怕累,积极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中去。

大扎西是我曾经见到的一位藏族战士。之所以这么称呼他,是为了将他和许多同样叫扎西这个藏族普通名字的人区分开。大扎西担任连队副指导员,是一名军官,还当选了西藏自治区人大代表。他长相普通,性格腼腆,身板一点儿都不“大”,大部分同事都比他高。大扎西名字中的“大”只指年龄,他26岁,比连队里另外六个扎西要年长些。听到他的事迹,我们真实地了解了这个男子汉的各个方面,尤其是他革命的一面,也正是这一面造就了他。

1965年,我在日喀则的一个全藏族连队里认识了大扎西[1]。这个连队有百十号人,绝大多数人的亲属都受到农奴主的谋害,37个人的亲属是被寺庙农奴主——喇嘛庙——谋害的。

下面是大扎西的讲述,他声音不大,却用事实说话。

※※※

我来自一个奴隶家庭,祖祖辈辈是附近土登喇嘛庙的奴隶。爷爷、阿爸和阿佳(姐姐)都是被喇嘛庙的管家打死的。阿妈带着我逃了出来,在别人家做佣人。我们想着已经逃得够远了,应该安全了,没想到喇嘛庙还是找到了我们。八岁的时候到了给头人干活的年龄,两个喇嘛要带我走。阿妈跪在地上给他们磕头,请求他们,“可怜可怜我们吧,能不能再等几年?”但是他们却说:“法律写得很清楚,你们是奴隶,你们想违反法律吗?”然后他们一脚踢开阿妈,把我拖走了。

当时我年纪太小,还不会干活,也不愿意干活。最难过的是我想我阿妈,我一个劲地哭喊着要找她。第一天晚上,他们把我锁在一个小屋里。我在土墙上挖了个洞,钻出去逃到山上。当时天气冷得刺骨,我身上只穿了一件袍子,而且山上有豹子,我想:“我没有冻死,恐怕也要被豹子咬死!”第二天早晨,我双腿冻僵了,几乎走不动路。从山上往下望,我看见喇嘛去了我阿妈的屋子。我能想得出他们在打我阿妈,还可能杀了她,想到这里便大哭了起来。当时我嗓子渴极了,但是又不敢去小河边,于是,我喝我自己的尿。过了一天,我再也受不了了,就爬下了山。我阿妈蜷缩在地上,由于受到毒打,她浑身瘀伤,身上还在流血。一看到我,她马上大喊道:“快跑!我要死了,你必须活下去!带上一袋糌粑,快跑!”

“我不!”我号啕大哭着说:“要死我们一起死!”

“快走!”阿妈流着泪,哭着命令我:“马上就走!”

我怎能忍心离开她呢?那天晚上我返回来,帮她收拾收拾,我们一起逃走了。

就这样我们变成了堆穷,逃犯,成了任何人的猎物。阿妈藏在山里挖野树根,我找到一份活儿,当了放牧娃。没多久,一位比我强壮的主人把我抓走,接着又被转卖了好几次。如果情况太糟的话,我们会再次逃跑。就这样一直到我13岁,这一年我们遇到了解放军。

当时我们正在一个村子里要饭,一支部队就驻扎在附近。指导员会一些藏语,他看到我们衣不蔽体,饥肠辘辘,身上沾满泥巴,就问起了我们的情况。听到了我们的遭遇,他把自己的法兰绒内衣和一件大衣给了我们。同一天,他和其他同志商量了一下,给我们找了一个住的地方,还给了一头奶牛。他说:“跟我们在一起吧。”

我们不明白他为什么对我们这么好?!指导员解释说:“不只你们藏族人穷困,到处都有穷人,我们就是天下穷人的部队。”

后来他告诉我:“和你一样,我也是个孤儿,后来我找到了党。党告诉了我们吃不饱穿不暖的原因,那是因为富人剥削了我们。党教育我们要拿起枪和他们做斗争,我们汉族人就是这样才赢得新生活的。”

尽管阿妈和我仍旧要为当地的一个农奴主干活,我们同时也去军营里帮忙,并且得到了报酬,生活也变得好了些。最让我们高兴的是我们看到了希望,这支部队是来解放我们的。指导员和我们谈了很多,渐渐地我知道了阶级、阶级斗争和中国革命。阿妈变得高兴起来,经常唱歌,而且还自己编歌词。我记得有这样一首歌:“毛主席和共产党是我们奴隶永远不落的太阳。好日子就要来到,很快很快就要来到。我们会有食物和自由,晚上有温暖的被窝,幸福暖心窝。”

阿妈从没有上过一天学,不会读书写字,但她懂得大道理。一天,她告诉我:“你得要加入解放军!”我永远不会忘记,阿妈经常捏着我的下巴,打趣地拽着我的脖子说:“儿子儿子快点长,这样你就会早点参军!”

1957年8月,我18岁,我申请参加解放军。阿妈整宿未眠,给我讲我们家遭受的苦难。她说:“这就是为什么你要跟着毛主席,像指导员一样成为人民好战士。”

医生检查说我身体合格,我高兴地跳起舞来。那天我领到了军装,照着镜子看自己的新模样。第二天我领到了枪,就一直拿着枪,一刻也不想松开手。我实现了阿妈的愿望,现在我有了枪。我对着枪自言自语道:“我要用手中的枪,向杀害我亲人的农奴主报仇!”

当时我一直想着为家里的不幸报仇,很多藏族新兵也是同样的想法。通过接受教育,我们渐渐认识到我们还有更多的事情要做,我们要替全西藏劳动人民报仇,妥善处理他们遭受的苦难,为所有遭受压迫的人服务。

从此以后,我更加珍爱手中的枪了。它不只属于我,党给我们枪,是让我们用它来为世界上最伟大的事业服务。睡觉时我把枪带绕在手腕上,训练或劳动回来,我给枪抹上油把它擦得铮亮。我知道如果我们穷人没有枪杆子,黑夜将会无处不在,光明永远不会到来。

后来,我学到了更多的东西。手中有枪还不够,更重要的是头脑里也要有武器。只有用马克思主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做指导,我才能用好手中的枪。

为了学习毛泽东著作,我努力学习藏文字母,这样我就能自己阅读著作,我就是这样开始识文读字的。

入伍两个月后,我突然听到阿妈去世的消息!农奴主阿旺次仁说她丢了他们家的一头牛犊,阿妈遭到了毒打,三根肋骨被打断,内出血而死。说实话,他们这样做是为了报复我阿妈,因为阿妈送我参加了解放军。

从此以后党就是我的阿妈,部队单位就是我的亲人,国家就是我的家。1959年,反动派农奴主发动叛乱,我们连申请参加战斗,但我们甚至还没来得及出发,叛乱就被平息了。

1961年,我们重新学习毛主席著作。我们先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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