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统一战线的大门始终敞开

毛泽东强调，无论是民主革命阶段还是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中国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是党的建设、武装斗争和党领导下的统一战线。

这一点在西藏革命中也同样正确。关于党和军队的角色，我们已经讲了不少。统一战线成员包括来自旧社会上层的群体和个人，这些人已经被争取或可以被争取到新社会来。这一点在西藏过去重要，现在也更加重要。统一战线与民族问题、宗教问题交织在一起，也和多民族中国的边境安全交织在一起。

中国共产党在藏区的统一战线工作可以追溯到40年前的长征时期。

天宝（桑吉悦希）是西藏党委书记[1]，也是参加过长征的一位藏族老兵。1976年，他给我们讲起当时在劳动人民中打下的阶级基础，同时也讲到了与上层分子一起建立的共同基础，而正是党的民族平等政策把上层分子吸引到了革命这一边。

下面是他当时讲的一席话。

之前，我们藏族人从来没有见过这样一支军队，能把我们当人看，能代表我们穷人，而且把东西分给我们。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到1949年解放前，群众们一直保留着长征的纪念品。为了保护因伤病而掉队的红军战士，一些农牧民就把他们藏了起来。很多人都在问：“红军啥时候再来呀？”

昔日西康省的一个小寺庙里有一位年轻活佛名叫格达，他就被红军统一战线工作争取了过来，在当时的藏族自治革命政府[2]任职，朱德总司令还和他交了朋友。朱德走的时候留下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格达和他的喇嘛庙曾帮助过红军，任何过路的部队都应保护他们。这张纸条现保存在北京的革命博物馆。

这张纸条是怎么幸存下来的？那是因为格达一直保存着它。只要红军在附近活动，纸条就对格达有利。在随后的15年中，国民党的反动活动十分猖獗，纸条一旦被发现，格达就可能性命难保，但格达始终保存着它，很隐蔽地把纸条裱糊在庙里塑像的背后。1949年，中国大部分地区得以解放，格达派四人取道甘肃和青海，经过一路漫长艰险的旅程，前往北京见朱德同志。朱德没有忘记他们，热情款待了这四位信使，还给他们做了新衣服。他们返回时，也捎回了朱德对格达的一个答复，说解放军很快就会到西康，要解放西藏。

格达回应说：“朱德是个好人，他没有忘记过去。”格达甚至第一个自告奋勇，要去拉萨解释党的民族政策。西康解放后，格达被任命为省人民政府副主席。但正当他准备去拉萨开始使命之时却被人投毒致死。此事涉及多人，其中包括在拉萨地方军中担任无线电操作员的英国人罗伯特·福特[3]。他曾经写过他知道整个投毒的过程，而且知道是谁干的。由此可见，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彼此串通，不择手段，企图破坏西藏的和平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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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军方面继续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其规模比红军时期更大。当初格达活佛没能在拉萨完成的事情，已经被一位新争取过来的名士完成，他就是阿沛·阿旺晋美，现在担任西藏自治区主席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4]阿沛[5]早期的故事和格达相差甚大。

论出身，阿沛是西藏最高级别的世俗贵族，古代帝王的后代，继承并拥有400平方公里土地和2500名农奴。论官职，他曾是噶伦，是达赖噶厦政府的大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在态度和行动上他曾经是一名分离主义者。1950年，他带领藏军赶赴昌都阻止解放军进藏，后战败被俘。

但是，人民政府并没有把他当战俘来对待，而是让他看看政府在做什么，以及如何帮助新解放的昌都人民，同时向他解释关于少数民族的政策，然后又释放了他，让他回拉萨向达赖报告这一切。达赖最终任命阿沛为拉萨代表团团长，商讨1951年的“十七条协议”。阿沛是第一位在协议上签字的藏族人。

1956年，达赖喇嘛当选西藏自治区筹委会主任委员，班禅额尔德尼当选副主任委员，阿沛担任秘书长。1959年，达赖和叛军外逃，班禅额尔德尼成为筹委会代理主任委员，阿沛成为副主任委员。随着民主改革的推进，班禅沦为剥削阶级持续抵抗的中心，直到民主改革完成。1964年，班禅受到翻身农奴和奴隶的批判，其官职被免，[6]阿沛则继续支持民族团结和民主改革。1965年，西藏自治区正式成立，阿沛当选主席。“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之后，1981年，阿沛再次担任主席，并当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这一职务从未间断。

自接受革命以后，阿沛从未动摇过。

昌都活佛帕巴拉·格列朗杰也是这样的情况。年轻时他曾是旧社会在当地的世俗和宗教首领，后来逐渐担任了西藏自治区和全国人大的高级领导职务。[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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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三次进藏期间，每次都和有关领导官员谈到了统一战线的政策。1976年和我谈的是自治区党委统战部的徐洪森。当时他40多岁，是一个精力充沛的新面孔。他随1951年首批进藏部队进藏。和其他首批进藏的战士一样，徐洪森熟悉藏语，熟悉当地情况。在统战部，他和副部长拉巴[8]一起工作。拉巴是一名来自林芝县的藏族人，36岁，过去是奴隶。

徐洪森说：“统一战线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政策，你可以称它是阶级斗争的一种特殊形式。它的作用不是排斥，而是吸引，即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革命盟友，孤立敌人顽固分子。”

统一战线工作中有两种错误的倾向。右倾错误会放弃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将会妨碍革命从一个阶段发展到另一个阶段，妨碍革命从民主工作发展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进而危害我们的整个事业。

“左”倾错误否定统一战线的必要性，或者过度缩小统一战线的范围，这样就会抛弃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权。没有了盟友，他们领导谁去革命？革命中可以争取过来的因素，或者革命的单独任务，都可能被“左”倾分子的政策送到敌人的手中，这样受孤立的不是敌人，而是我们自己。林彪走的就是这个路线，他宣称统一战线是“暂时的”，而且早已过时。

徐洪森说：西藏自治区能够相对稳妥地处理这些问题（尽管在风雨飘摇的20世纪60年代晚期出现了一些破坏），是因为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经常而细致的关心。毛主席和周总理严禁以任何形式全盘“推翻”工作经验丰富的西藏领导班子。就我个人所了解到的情况而言，1976年多级部门的负责人依然在位，大部分领导班子成员与我1965年甚至是1955年来访时一致。

徐洪森接着说：就像革命要经历不同阶段一样，统一战线也经历了不同的阶段。西藏的统一战线工作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从1951—1959年，即和平解放到农奴主叛乱时期。此时唯一的标准是反对帝国主义，热爱多民族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拥护“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该“十七条协议”也是西藏统一战线的总纲领。任何人只要遵守这个总纲领，不论他来自拉萨达赖喇嘛旗下，还是日喀则班禅额尔德尼旗下，或是东部昌都统治集团，都认可是朋友，其目的是要联合一切爱国力量，孤立和打击帝国主义以及它的反动分裂爪牙。

在我之前的进藏访问中，从1955年起，我已经看到了统一战线政策在旧西藏统治阶级中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