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统一战线的大门始终敞开

挥作用。这绝不是借助“分而治之”的目的而激化他们久已存在的大量内部矛盾。相反，在20世纪50年代，中央人民政府尽所有可能调停和解达赖与班禅两大集团之间以及拉萨和昌都当局之间的历史隔阂。中央政府也做了不少工作，成功调解了四川、西康、云南和青海四省藏族人之间存在的长期不和，使得那些宿怨在几年内烟消云散。[9]从地域上来说，长期属于西康省（现已撤销）的昌都地区，已被指定和即将成立的西藏自治区合并（1965年完成了这项工作）。

但是一条新的敌我分界线被划定，其取代了以往的混乱冲突局面。敌人就是那些帝国主义的支持者和机构组织，朋友则是这样的一些人：不分阶级，不计前嫌，只要他们愿意跟帝国主义断绝关系，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族团结。

尽管所有的统一战线工作以争取上层阶级为对象，但目的都是为西藏劳动人民服务，以确保实现劳动人民期望的社会进步和他们对社会的最高领导权。如果西藏沦为帝国主义的牺牲品，这样的期望就不复存在。只要西藏地方统治者能在口头上支持新中国团结，国内的革命力量就会来到西藏，并通过他们的存在和行动来证明西藏新生活的可能和前景。因此，统一战线以“上层”阶级为对象并没有阻碍西藏革命，相反它加速了西藏革命的发展，这一点在八年统一战线工作后农奴主在叛乱中受到孤立和叛乱得到平息这件事上得到了证明。

徐洪森说，1959年后统一战线不只是爱国和反帝，其也是一个民族的民主战线，指导民众反对封建主义。为了能留在队伍中，上层阶级的成员不得不接受民主改革。

与那些自始至终冥顽不化的人相比，包括那些在第二阶段就把自己置身于统一战线之外的人，上层阶级中有一些人员能够紧跟时代步伐。此外，有一批参加过叛乱的人，经过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不间断的努力——甚至在军事斗争最激烈的时刻和随后的暴风骤雨式改革中这种努力也未停止——他们被重新拉回到人民的队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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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我们采访了一个早期的贵族典型赤门索南班觉。他拥有四个庄园（两个农业庄园和两个牧场庄园）。在达赖喇嘛执政时期，他曾在拉萨担任高级秘书，在南边的亚东和西边的阿里担任地方官员。在此期间，他与解放军和中央政府代表相处融洽。但不管怎样，他曾经参加过叛乱。

1959年，他参加了在罗布林卡召开的会议，并在起草的文件上签字。也就是这次会议发动了叛乱。叛军任命他为大昭寺司令官，无论从军事上还是象征意义上来讲，大昭寺都是他们最重要的据点之一。在那里，他和解放军激战两天两夜，甚至在布达拉宫和罗布林卡的据点投降后他们还在负隅顽抗。随后，他一路逃往尼泊尔。

但是六个月后，赤门重新回到了拉萨。

正如赤门所言，他复杂而富有教育意义的逃亡经历反映了西藏僧俗贵族之间错综复杂的内部关系。从拉萨悄悄溜走之后，为了掩盖行踪，赤门先是前往藏北草原，接着向南循原路返回，到达澎波的一个喇嘛庙（在今天的澎波国营农场附近）。那里的活佛是他的表哥。然后，他们一起兜着大圈子避开了解放军，逃往尼泊尔。活佛的妹妹早年和尼泊尔一个藏族居住地区的王子洛甲波结了婚。在赤门和他表哥那场复杂奇幻的历险中，他们在马背上度过了40天，在条件艰苦的农村行程1000多公里。

那他为什么又回到了西藏？赤门是这样跟我们说的：

“起初，我想我不可能再回来了，回来必死无疑。但是，远在拉萨的阿妈、妻子和孩子很快派了一个仆人过来，说他们一切很好，而且说如果我回来的话，也会没事的。我爱我的家人，思念着他们，但我还是有些担心，所以就给他们捎话说我要等等再做决定。我已经到达尼泊尔境内的时候，仆人又来了，同时带来了军管会通行证，以确保我旅途的安全。尽管还是有些担忧，我还是决定要回家了。

“在拉萨我受到了军管会的接待，我向他们坦白了自己在叛乱中和叛乱后的所作所为。他们并没有给我施压，也没有指责我。相反，他们给我解释了对待自愿回乡叛军的政策：不逮捕，不枪毙，不开群众批斗大会，也不认定我们为反革命。之后在我身上发生的一切印证了这项政策的真实性，我和家人都很高兴。

“我还被推选进入拉萨市人民政协委员会，每月不仅有工资，而且参加政协召开的所有会议和学习。我每天的工作就是在办公室里编撰西藏历史文献。起初我只是一名普通的工作人员，后来又担任了政协的顾问。我一直很喜欢读书，尤其是历史方面的书，我能读懂过去的文献，我的新工作与我的能力和爱好正好吻合。”

那么，赤门的家人在做什么呢？

“我的大儿子叫次仁多吉，今年26岁。中学毕业后在兽医站工作，后来被送到甘肃农业学院学习，学的是畜牧专业。我二儿子叫索南才旦，今年24岁，在西藏民族学院林芝分校学习，现在在建筑行业工作。两个小儿子和女儿还在上学。

“适用于我的政策同样也适用于现在所有回乡的人，以后回乡的人也适用，不管回来的时间多晚。在国外，很多藏族人不知道或者怀疑这个政策，有的还相信相反的那一套。即使这样，我相信他们还是想念我们家乡的雪山、绿色的山谷，还有这儿的气候和习俗，毕竟这里是家啊！他们很多人还在印度，那里气候湿热，不适合藏族人生存，而且谋生也很艰难。我认识很多这样的人，一些是叛军中的活跃分子，一些则不是，他们回来会过得很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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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些上层人士中，很多人最初就选择留在西藏，其中在旧社会里职位最高的是朗顿·贡嘎旺秋，他有公爵的头衔，是十三世达赖喇嘛的侄子。朗顿是一个司伦，是地方政府的摄政，在官职级别上要高于阿沛。其他级别的人士还包括一名达桑（他是班禅额尔德尼的一位高官），一些来自哲蚌寺和扎什伦布寺等主要喇嘛庙的活佛，还有旧藏军的一位团指挥官。[10]

后来，也有一些重要人物从国外回到西藏。

“多吉帕姆，西藏唯一一位女活佛，羊卓雍湖畔著名的桑顶寺主持，她从巴基斯坦取道瑞士回到拉萨。人民解放军首次进藏的时候，她还是一个小孩。多吉帕姆深受新生活的影响。离开西藏后，她很快就开始想家。现在她刚过30岁，已经是西藏政协的副主席。”

邦达养壁，西藏最重要的商人家族之一邦达昌的高级成员，回来前曾给周恩来总理写过信。1963年回到西藏时他已年过七旬，但仍被任命为西藏政协副主席，直至去世。

另一类人员也得到了很好的安置，他们是被关押的叛军活跃分子。他们在监禁的过程中得到转变，并相继得到释放，恢复了全部公民权利。他们从统一战线范围之外的敌人身份，转变成为统一战线内的朋友。

土丹旦达曾担任十四世达赖的秘书，也是在“十七条协议”上签字人之一，后来他撕毁了协议，发动了叛变。尽管如此，他还是于1963年获释，并得到了工作和职位[11]。1978年，土丹旦达当选为全国人大西藏代表。

拉鲁·次旺多吉同样获得了释放，并回到人民团结的队伍中来。拉鲁是叛军中一位重要的庄园主，1950年曾率领“贸易代表团”（实际上是为农奴主的分裂阴谋寻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