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统一战线的大门始终敞开

外国支持）到访多个西方国家。1965年他得以特赦，1977年摘掉了反革命帽子，公民权也得到恢复。1978年，他进入自治区政协工作。

还有一些在“文革”中被分流或受到了打击的人，他们的职位也得到了恢复，或者重新选入统一战线团体工作。这些人包括达赖喇嘛统治下的拉萨市市长崔科·顿珠次仁，旧藏军前副总司令桑颇·才旺仁增，以及康巴叛乱（早于拉萨叛乱）中的一位商人和关键人物邦达多吉。

1979年，土丹旦达是西藏人民政协五位副主席之一，其他几位昔日的贵族，包括崔科和喇嘛教红黄两派的高僧们，一起被推选为政协常委。拉萨清真寺伊玛目哈比卜和西藏自治区内少数民族的上层人士也进入了常委。

1980年7月，拉萨召开会议，对在1964年前统一战线中表现突出的三位人士进行表彰，并为他们恢复名誉。由于“左”倾路线的错误影响，他们当时受到了错误的对待，20世纪70年代末，他们均因病去世。其中两位是班禅额尔德尼的亲密伙伴，他们分别是日喀则地区传统僧俗行政机构堪布会议厅主任詹东·计晋美，以及班禅的经师乌曲·洛桑群培，第三位是索南多杰，曾担任政协常委。本次会议得到了高度关注，国家民委主任杨静仁和西藏党委书记阴法唐也出席了会议。会议由西藏自治区政府副主席帕巴拉·格列朗杰主持。西藏统一战线工作的负责人郑英发表了讲话，称这三位爱国人士为西藏和平解放和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贡献。

1978年，班禅额尔德尼回归公众生活后，已经从全国政协常委晋升到政协副主席，后又担任中国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班禅额尔德尼同时担任中国佛教协会名誉会长。1980年底到1981年初，他以政府和宗教两个身份到甘肃和青海两省藏区进行广泛调研，同时也准备赴四川藏区。在途中，他听取了省级领导的汇报，并去一些寺庙参观。之后，班禅通过新华社发表声明，呼吁要全面贯彻执行党在民族宗教方面的政策（班禅批评说“文革”中背离了这项政策）。中国各民族平等，特别是政治上的平等，是民族团结的基石。他说：“中国是我们所有民族的祖国，团结就是力量，五个手指握紧比单独一个手指更有力。”

此前，班禅额尔德尼访问了承德（位于热河省，今河北省）。承德在北京以北，曾是中国皇帝的夏宫。在那里的一座寺庙里，班禅带领大家一起诵读经文。那座寺庙由乾隆皇帝下令仿照日喀则扎什伦布寺建造，于1780年建成，以纪念六世班禅额尔德尼在其王宫的短暂停留。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那里是中国的一座标志性民族建筑。而在北京城内，对西藏有着同样重要意义的还有一座更早的寺庙——黄寺，它建于1651年，是为了纪念五世达赖喇嘛对清朝开国皇帝顺治的朝觐之旅。

※※※

在拉萨我们听到这样的说法：“我们统一战线的目的是，不仅要调动一切积极力量，孤立顽固敌对分子，而且要把旧的或者新的消极或敌对因素变成积极因素。”

“农奴主阶级是统一战线争取的对象，虽然正在消灭该阶级，但我们不是要把它的每个成员都消灭掉。恰恰相反，我们要努力把他们争取到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阵营里来，争取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来。我们希望他们能给人民做贡献。如果他们中有人后退，或者从事破坏活动，我们就会失去团结的基础，而必须和他们进行斗争。即使那样，我们还是要尽最大努力争取他们，把团结和斗争结合起来，通过斗争为团结创造新的基础，这一点有利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西藏各级党组织都在做这项工作。自治区党委书记亲自会见这些上层人士，很多报告和政府文件也对他们公开。他们得到很多机会去西藏和祖国各地实地查看。他们忙碌于许多不同的领域。

准确地说，西藏档案文献包括数百万件宗教和民政资料。“四人帮”倒台后，在新的形势下，这些资料的研究与使用变得更快更广泛。1979年有报道称一部历史著作——十三世达赖喇嘛（1876—1933年）的政治传记——正在筹备出版。这本传记以档案文献材料和同时代人的回忆为基础，讲述了20世纪前30多年里的很多重要事件和形势，它应该能给国内外有关事实做出新的阐释。这本传记的编者是十三世达赖喇嘛的侄子朗顿·贡嘎旺秋，去世前他一直在从事传记的编写工作。达赖喇嘛曾培养朗顿担任司伦（地方总理）一职，1926—1934年间，朗顿的确担任了这个职务。

※※※

在西藏调整阶级关系的大形势下，1978年统战部下令要求加速完成对所有没有参加叛乱的昔日农奴主财产的赎买工作。他们的封建财产是赎买来的，和就地没收参加叛乱人员财产的情况不同。1959年制定的政策是采取分期付款的办法，在几年内支付完赎买款项，这与从中国民族资本家那里赎买工商业财产的原则一样。但是，从1967年开始，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全国范围内的支付工作出现中断。在西藏，尚欠770万元的余额没有支付，涉及大约2300人。除了货币价值外，偿付也代表着劳动人民和社会主义政府对昔日剥削者做出的承诺，这些人自己也曾遵守承诺，没有反对革命。

那些上层人士孩子的情况怎么样？他们有的在上大学，有些是干部，教师，或者工人。这些年来，这些年轻人没有被划为旧统治阶级，他们也不在统一战线的范围之内。当他们进入社会工作，他们和其他劳动人民一样，他们受到何等对待并不受家庭出身影响，而取决于他们自身情况。

※※※

统一战线对所有人敞开了大门。早在1977年4月2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阿沛·阿旺晋美在接见到访西藏的日本编辑时讲道：

对于1959年叛逃国外的达赖喇嘛及其追随者，我们党的一贯政策是：一切爱国者都是受欢迎的。无论他们站出来的是早还是晚，只要他们真心回到祖国的怀抱，站在人民的这边，政府和人民肯定会为他们的幸福做出合理的安排[12]。

1978年和1979年，北京和西藏很多人邀请达赖喇嘛回国。这些人是昔日的穷人和受压迫者，他们现在已走上自治区的领导岗位，如天宝，巴桑，还有高僧以及统一战线的其他人士，如班禅和帕巴拉[13]。他们说如果愿意，达赖可以回来访问或旅游，然后再由他决定是留下来还是返回国外。

近年来，达赖喇嘛曾经多次表示，如果确信西藏人民生活“幸福”，他不但愿意回来，而且还会放弃分裂思想。对于这一点，班禅额尔德尼在1978年12月做出回应：“我敢向你保证，西藏人民比在旧社会幸福几十倍[14]。”

※※※

北京和拉萨也有一些声明提到“四人帮”给统一战线工作造成的一些困难，尤其是对受宪法保护的宗教自由做出的限制。他们说，这些不正确做法，将不会再出现反复。

从目前达赖喇嘛自己的言行来判断，他受到了很多影响，并且正在考虑不同的选择，这反映了客观形势发生的很多变化。第一，西藏新的现实确凿牢固。第二，海外藏族人中有骚动（支持与反对回到他们新的社会主义家园）。第三，国际环境正在变化（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国、印度和英国的关系得到改善，昔日支持西藏分裂主义的人现在也不再在原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