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康巴农奴那其：拉萨贵族的老师

我是通过安娜·路易丝·斯特朗结识那其的。1959年，这位美国老作家第一次采访那其，当时那其还是北京中央民族学院的学生，刚刚和同学返回西藏参加平息农奴主叛乱之后的大变革。到访拉萨几个月之后，斯特朗再次见到了那其，这位年轻的女性此时正在大昭寺上班——在此地工作对于女性而言是一件前所未闻的事情。大昭寺是西藏最受人崇敬的地方，她在那里帮助喇嘛从参加叛乱的高僧手中接管寺庙，并组织他们开展自己的民主管理。六年后的1965年，安娜·路易丝·斯特朗在北京嘱咐我说：“如果在拉萨能找到那其，你一定要去拜访她，转告一下我的问候，并了解一下在我们上次见面后她在做什么。”

我如愿以偿，心里很是高兴，这让我了解到西藏改革的又一个辩证逻辑特征，这个特征是以前无法想象的：那就是农奴现在成为领导阶级，帮助昔日贵族在人民的新生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那其早年时期的故事可以在斯特朗的书中读到[1]，但在这儿我还是要简要讲一下。那其生在四川省巴塘县，出身农奴，是康巴（东部藏族人）人。长期以来，英美报纸把“康巴”和“叛乱”两个词等同起来，这样做一部分是由于无知，但更多还是为了欺骗。因为事实上康巴藏族最早经历民主改革，也最早经历封建领主及其追随者的反革命企图。康巴人经历了复杂的阶级斗争，康巴人先于其他藏族人成为革命干部，那其就是一个典型。

1959年农奴制结束后，拉萨才成立地方共产党组织。而巴塘十年前就有藏族共产党员，他们领导群众赶走了国民党官员，建立了自己的地方政权。1950年解放军来到这里，年轻的康巴人作为战士和辅助人员参了军。从18岁起，那其就开始在一家部队医院帮忙，跟随解放军参加了1950年的昌都战役，第二年又去了拉萨。安娜·路易丝·斯特朗问她，部队行军对于她这样的年轻姑娘是否太艰苦，她回答说：“我10岁的时候就要背我的女主人，解放军给我的活儿可没那个艰苦。”

行军途中，那其亲身体验到中国各民族之间新的兄弟情谊。她说：“有一次我们在一片沼泽地宿营，那儿仅有一小块地方是干的，汉族战士就把这块地方让给藏族帮工，他们自己却睡在潮湿的地方。在有陡峭岩石的地方宿营的时候，如果有一块小的平地，他们也会让给我们。我从没想过会有这样的好人。”

到达拉萨后，那其这位昔日的农奴姑娘不再相信封建压迫。看到压迫的惨状，她感到义愤填膺，开始产生革命情怀。她回忆道：“我看见老人和病人躺在布达拉宫的台阶上向行人乞讨，还有成群的流浪狗在街上寻找食物。一到晚上，他们就会紧紧抱着狗来取暖。但是贵族们上街则穿着绸缎和皮衣，还有仆人相随。因此，我开始明白人们的苦难来自于这个阶级的暴行，一些贵族拥有一切，老百姓却连活命都难。”

后来，那其被送到北京读书。叛乱发生后她返回西藏，正如她所说的那样：“要为西藏的重生工作。”中国共产党西藏工委统战部安排她去大昭寺工作。

那其说，“刚开始我有些害怕，因为从小觉得喇嘛和喇嘛庙很神秘。很久以前，我觉得喇嘛很神圣，有特殊的力量。现在，我受指派来帮助带领这些喇嘛摆脱黑暗的压迫。但是第二天……我就不害怕，我看到那些可怜的喇嘛和穷人一样遭受着苦难，他们不得不像奴隶一样为那些上层喇嘛卖命工作……和农奴一样遭受鞭打和折磨。他们的生活跟我很多年前逃走时的生活没有两样。”

她在那些僧侣群众中工作了几个月，他们中间既有受到诱骗参加叛乱的，也有没参加叛乱的。那其帮助他们“把心中的苦水倒出来”，组织寺庙民主管理，向他们解释新词语“个人自由”的含义，并且说他们可以继续做僧侣，当然如果愿意的话，也可以自由离开。一部分人的确这么做了，有些回家去种地，有些当了工人和老师，还有不少的人结婚成家。

1959年，那其最后对安娜·路易丝·斯特朗说，在分配到大昭寺工作后，她希望能和昔日农奴一起在农奴主的地里干活，但是这已不大可能。根据党的安排，她继续留在统一战线工作，而且一直做着这项工作。

在此期间她结了婚，有了三个孩子。我见到她的时候，她已不再是一个爱激动的学生了，而是年近三十的青年妇女，成熟、聪明、善于言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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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那其告诉我，离开大昭寺后，组织安排她带领“上层友人”开展学习，这些人是指那些没有参加叛乱的贵族。

我问：“你觉得这个工作怎么样？”

她回答说：“起初我感觉很难受！那些人是剥削者，我想和劳动人民在一起，但是党组织向我解释了此项工作的重要性。过去，这些贵族对我们为所欲为，他们和那些叛乱分子没什么两样；但他们没有拿起武器主动抵制改革，这也是事实，所以我们的任务是要带着他们在这条路上继续向前走，帮助他们改变，帮助他们抛弃剥削的习惯，帮助他们和人民相处。我认识到，我不能只被阶级仇恨所引导，要在改造世界的阶级任务指导下工作。

“过去，大家和我一样都不敢抬眼看这些贵族，对他们必须弯腰鞠躬，言听计从。现在我们掌权了。如果不是党和毛主席，我怎么有可能带领他们学习？！我开始觉得这个职责很光荣。我是名党员，我们党员了解阶级。我们知道，要改变这些人的看法，让他们明白我们党的观点和政策，这的确是很难。要让他们前进一步，我得要学习很多，党教导我们‘要改造别人，首先得改造自己’。

“你可以想象得出，我没受过多少教育，刚开始这项工作对我很难。有一次学习世界时事，一些贵族开始说到一些事和人名，我对此一无所知。那天晚上，我心事重重回到家里。我跟部领导说：‘这个工作我不能胜任，派我去做其他工作吧！’领导说我懂党的政策和革命，这是最关键的。其余则是一个信息量的问题，这个可以通过多看书读报得到提高，可以边工作边武装自己。

“我脑子一下就清楚了。这也是一场战斗，要面对，不能逃避。当然，我们这些昔日的农奴，多年来都是文盲，不可能一下子就了解世界上所有的事情，但我们可以学，也只有向人民学习，才能管理好西藏。如果学习小组中有贵族想用难题来难倒我，我知道他们是在想：‘现在你们这些乞丐还想做主人，我倒想看看你们到底懂些啥？！’好啊，我想，我们拭目以待吧！你们想嘲笑我们，没门！长远来说，没有我们劳动人民学不会的东西。

“我们胜利后，统一战线是一种特殊的阶级斗争形式，这比农奴主对我们拥有生杀大权的时代要容易些，但是它也更复杂。我们把守法的贵族看作朋友，对这些守法的朋友，我们党员也必须给他们解释我们的原则和措施，帮助他们看清未来。但是他们的态度诚恳吗？并非全部，也并不总是，他们经常会有口是心非的情况。但是，事实最具说服力。举个例子来说，他们没人相信我们会真正区别对待叛乱分子和非叛乱分子，但是逐渐地他们开始明白，我们的确就是这样做的。任何人只要不蓄意阻挠，愿意做有益劳动，都可以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得到优待。他们清楚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知道这已是很宽大了。渐渐地，他们中很多人开始向党靠拢。

“在我的小组里，绝大部分上层人士被划定为爱国人员。看到西藏褪去旧的落后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