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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通过安娜·路易丝·斯特朗结识那其的。1959年,这位美国老作家第一次采访那其,当时那其还是北京中央民族学院的学生,刚刚和同学返回西藏参加平息农奴主叛乱之后的大变革。到访拉萨几个月之后,斯特朗再次见到了那其,这位年轻的女性此时正在大昭寺上班——在此地工作对于女性而言是一件前所未闻的事情。大昭寺是西藏最受人崇敬的地方,她在那里帮助喇嘛从参加叛乱的高僧手中接管寺庙,并组织他们开展自己的民主管理。六年后的1965年,安娜·路易丝·斯特朗在北京嘱咐我说:“如果在拉萨能找到那其,你一定要去拜访她,转告一下我的问候,并了解一下在我们上次见面后她在做什么。”
我如愿以偿,心里很是高兴,这让我了解到西藏改革的又一个辩证逻辑特征,这个特征是以前无法想象的:那就是农奴现在成为领导阶级,帮助昔日贵族在人民的新生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那其早年时期的故事可以在斯特朗的书中读到[1],但在这儿我还是要简要讲一下。那其生在四川省巴塘县,出身农奴,是康巴(东部藏族人)人。长期以来,英美报纸把“康巴”和“叛乱”两个词等同起来,这样做一部分是由于无知,但更多还是为了欺骗。因为事实上康巴藏族最早经历民主改革,也最早经历封建领主及其追随者的反革命企图。康巴人经历了复杂的阶级斗争,康巴人先于其他藏族人成为革命干部,那其就是一个典型。
1959年农奴制结束后,拉萨才成立地方共产党组织。而巴塘十年前就有藏族共产党员,他们领导群众赶走了国民党官员,建立了自己的地方政权。1950年解放军来到这里,年轻的康巴人作为战士和辅助人员参了军。从18岁起,那其就开始在一家部队医院帮忙,跟随解放军参加了1950年的昌都战役,第二年又去了拉萨。安娜·路易丝·斯特朗问她,部队行军对于她这样的年轻姑娘是否太艰苦,她回答说:“我10岁的时候就要背我的女主人,解放军给我的活儿可没那个艰苦。”
行军途中,那其亲身体验到中国各民族之间新的兄弟情谊。她说:“有一次我们在一片沼泽地宿营,那儿仅有一小块地方是干的,汉族战士就把这块地方让给藏族帮工,他们自己却睡在潮湿的地方。在有陡峭岩石的地方宿营的时候,如果有一块小的平地,他们也会让给我们。我从没想过会有这样的好人。”
到达拉萨后,那其这位昔日的农奴姑娘不再相信封建压迫。看到压迫的惨状,她感到义愤填膺,开始产生革命情怀。她回忆道:“我看见老人和病人躺在布达拉宫的台阶上向行人乞讨,还有成群的流浪狗在街上寻找食物。一到晚上,他们就会紧紧抱着狗来取暖。但是贵族们上街则穿着绸缎和皮衣,还有仆人相随。因此,我开始明白人们的苦难来自于这个阶级的暴行,一些贵族拥有一切,老百姓却连活命都难。”
后来,那其被送到北京读书。叛乱发生后她返回西藏,正如她所说的那样:“要为西藏的重生工作。”中国共产党西藏工委统战部安排她去大昭寺工作。
那其说,“刚开始我有些害怕,因为从小觉得喇嘛和喇嘛庙很神秘。很久以前,我觉得喇嘛很神圣,有特殊的力量。现在,我受指派来帮助带领这些喇嘛摆脱黑暗的压迫。但是第二天……我就不害怕,我看到那些可怜的喇嘛和穷人一样遭受着苦难,他们不得不像奴隶一样为那些上层喇嘛卖命工作……和农奴一样遭受鞭打和折磨。他们的生活跟我很多年前逃走时的生活没有两样。”
她在那些僧侣群众中工作了几个月,他们中间既有受到诱骗参加叛乱的,也有没参加叛乱的。那其帮助他们“把心中的苦水倒出来”,组织寺庙民主管理,向他们解释新词语“个人自由”的含义,并且说他们可以继续做僧侣,当然如果愿意的话,也可以自由离开。一部分人的确这么做了,有些回家去种地,有些当了工人和老师,还有不少的人结婚成家。
1959年,那其最后对安娜·路易丝·斯特朗说,在分配到大昭寺工作后,她希望能和昔日农奴一起在农奴主的地里干活,但是这已不大可能。根据党的安排,她继续留在统一战线工作,而且一直做着这项工作。
在此期间她结了婚,有了三个孩子。我见到她的时候,她已不再是一个爱激动的学生了,而是年近三十的青年妇女,成熟、聪明、善于言谈。
※※※
1965年那其告诉我,离开大昭寺后,组织安排她带领“上层友人”开展学习,这些人是指那些没有参加叛乱的贵族。
我问:“你觉得这个工作怎么样?”
她回答说:“起初我感觉很难受!那些人是剥削者,我想和劳动人民在一起,但是党组织向我解释了此项工作的重要性。过去,这些贵族对我们为所欲为,他们和那些叛乱分子没什么两样;但他们没有拿起武器主动抵制改革,这也是事实,所以我们的任务是要带着他们在这条路上继续向前走,帮助他们改变,帮助他们抛弃剥削的习惯,帮助他们和人民相处。我认识到,我不能只被阶级仇恨所引导,要在改造世界的阶级任务指导下工作。
“过去,大家和我一样都不敢抬眼看这些贵族,对他们必须弯腰鞠躬,言听计从。现在我们掌权了。如果不是党和毛主席,我怎么有可能带领他们学习?!我开始觉得这个职责很光荣。我是名党员,我们党员了解阶级。我们知道,要改变这些人的看法,让他们明白我们党的观点和政策,这的确是很难。要让他们前进一步,我得要学习很多,党教导我们‘要改造别人,首先得改造自己’。
“你可以想象得出,我没受过多少教育,刚开始这项工作对我很难。有一次学习世界时事,一些贵族开始说到一些事和人名,我对此一无所知。那天晚上,我心事重重回到家里。我跟部领导说:‘这个工作我不能胜任,派我去做其他工作吧!’领导说我懂党的政策和革命,这是最关键的。其余则是一个信息量的问题,这个可以通过多看书读报得到提高,可以边工作边武装自己。
“我脑子一下就清楚了。这也是一场战斗,要面对,不能逃避。当然,我们这些昔日的农奴,多年来都是文盲,不可能一下子就了解世界上所有的事情,但我们可以学,也只有向人民学习,才能管理好西藏。如果学习小组中有贵族想用难题来难倒我,我知道他们是在想:‘现在你们这些乞丐还想做主人,我倒想看看你们到底懂些啥?!’好啊,我想,我们拭目以待吧!你们想嘲笑我们,没门!长远来说,没有我们劳动人民学不会的东西。
“我们胜利后,统一战线是一种特殊的阶级斗争形式,这比农奴主对我们拥有生杀大权的时代要容易些,但是它也更复杂。我们把守法的贵族看作朋友,对这些守法的朋友,我们党员也必须给他们解释我们的原则和措施,帮助他们看清未来。但是他们的态度诚恳吗?并非全部,也并不总是,他们经常会有口是心非的情况。但是,事实最具说服力。举个例子来说,他们没人相信我们会真正区别对待叛乱分子和非叛乱分子,但是逐渐地他们开始明白,我们的确就是这样做的。任何人只要不蓄意阻挠,愿意做有益劳动,都可以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得到优待。他们清楚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知道这已是很宽大了。渐渐地,他们中很多人开始向党靠拢。
“在我的小组里,绝大部分上层人士被划定为爱国人员。看到西藏褪去旧的落后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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