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新社会的老手工业

19世纪90年代，法国作家F.格纳德曾详细描绘过当时西藏农奴制度下手工业的状况。1959年前，这种状况在西藏没有发生任何变化。

对于最重要的毛纺业，他这样写道：

毛纺业属于政府。政府通过税收从藏北牧区获得所需的羊毛，再分发到西藏中部地区居民手中，由他们无偿为政府进行纺织……其中一部分政府以之前约定的价格进行贸易，另一部分则通过专门的委托人出售给民众，这些委托人经常把零售业务交给地方官员；这样一来，政府可以根据财政的需求提高销售价格，委托人可以加上他的佣金，地方长官可以给自己留一小部分的利润，行政区长官给自己留一些辛苦费，而纳税人要支付的价钱则是羊毛价值的两倍……[1]

其他几种手工业主要是手工锻造和皮革制造。对于它们格纳德是这样写的：“几个有用的手艺被认为是不干净的，往往由贱民承担。”

关于喇嘛庙农奴的手工业制造，他这样写道：

这些手工艺人不仅要种地放羊……还要为宗教头领做毛织品、珠宝首饰和陶器。他们是泥瓦匠、木匠、铁匠、磨坊主和商队成员，他们受制于喇嘛的管辖，为喇嘛辛苦劳作，喇嘛则强行勒索他们劳动，没有任何报酬而言；而且他们还不能完全摆脱拉萨官府的淫威，还要向它缴纳直接纳税人税金的2/3……

为了展现僧俗双重压榨的全貌，格纳德还补充写道，喇嘛庙对世俗当局压根没有任何财产义务，而他们的奴隶对此则不能幸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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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格纳德的证言过了40年后，我在日喀则见到了嘉仁朗杰。他是一个农奴地毯织匠，压在身上的强制性劳役繁杂沉重。作为最好的家庭织匠（总被强行拉去做劳役），他被迫为封建官府每年做8个月劳役，得到的“酬金”则少得可怜，大约相当于两美分。除了织匠身份，嘉仁朗杰同时还是他的直接宗教头领班禅额尔德尼祖祖辈辈的轿夫。因此，除了织匠的活儿外，他每年还要拿出20天时间抬轿，15天抬着班禅额尔德尼的仿真塑像，还有5天抬着班禅额尔德尼本人。

地方官府的劳役由织匠头人强派给朗杰，轿夫头人则控制着他的行动自由，未经轿夫头人的允许，朗杰不得离开城里。在朗杰可以“自由支配”的三个月里，他大部分时间和家人一起四处找“私活”干。由于没有本钱买羊毛，他们只好借贷，遭受高利贷的剥削，或者给别人出卖劳力赚些收入。

1951年解放军到来后，手工艺人的命运到底有没有改善？朗杰的回答是肯定的，而且改善很大。之前，贷款买羊毛、染料和食品很难办到，还要给寺庙付年率为60%的高利息。现在，他可以轻松从人民银行得到低息贷款。截止1955年，银行给日喀则手工艺人累计新增贷款17.5万元。难怪朗杰说起此事的时候满是感激，还把贷款称作金珠玛兹，意为解放贷款。但是这些改善并不彻底，因为手工艺人的身份还是农奴，最重要的是他们对自己的农奴身份日益不满，这种思想已经灌输到他们的脑海里面。而这正是共产党带来的最本质变化；没有这种感觉，就不可能有解放。

1959年，西藏手工艺人获得自由，这种自由并非格纳德仔细思考的资产阶级类型的自由：“……如果纺纱织布获得自由，那么它们的价格就会明显下降。目前，个体生产受到太多束缚，将来会有很好的机会……”从一定程度上说这是对农奴制的一个推进，尽管最终是资本家而非农奴主从这种自由中获利。而更重要的是，农奴手工艺人获得自由，他们不仅可以为自己生产，还可以摆脱任何阶级剥削，在通向社会主义的大路上做好他们第一步的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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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之后的1965年，我们在日喀则看到160个互助组，包含了手工艺家庭户的2/3。这些家庭从1000户增至2500户，增长的原因包括外逃人员的返乡，封建禁锢的废除，还有昔日奴隶和乞丐的培训。新手工艺的出现也很重要，不仅服务于上层阶级，也服务于昔日的农奴大众。仅在1964年，手工艺小组就生产出了包括犁等在内的十万件农具。铁匠和工匠经常走乡串户，现场制作或修理工具。

我还重访了日喀则的“解放新村”，这是一个政府住房工程，始于1954年，为当年遭受水灾的无家可归人员修建。很多当年的住户仍然住在那里，但是救济安置已经成为一个回忆。村里的22户手工艺家庭（其他的26户家庭也一样）身体健康者都有工作可做。十年前，文盲非常普遍；现在30名年青一代人正在日喀则上学，还有22人在其他地方学习，33人是干部、教师或解放军战士。[2]

达瓦顿珠是当地的一名靴匠，并且担任领导职务。以前，除了要给地方政府和地方军队做劳役，他还要给粮食税官和一个附近的农村贵族做劳役，每年干活的时间长达九个月。他做皮革活，妻子缝毛毡鞋帮，都是自带工具，料是主人家的。靴子要做得让主人家满意，否则就是一顿鞭打。劳役的活儿具有绝对的优先权，为了完成它们，无论夫妻俩正在为自己做什么都得停下。无论任何原因只要没有参加劳役，管家就会立马找上门，而做劳役的“报酬”每天只相当于一美分左右。在“自由”的时间里，他们方可给普通的顾客做靴子，顾客提供材料做一双靴子的报酬是20美分，而六口之家一天需要相当于50美分的钱来购买糌粑，因此他们不仅欠债，而且还处于半饥饿的状态。

达瓦顿珠说，1951年后日喀则的穷人开始认为，“现在我们翻身的机会来啦。”但是，富人和权贵们却给他们泼了一盆冷水，说道：“汉人也许会来，但别指望他们会对你们有啥好。”1959年，强制劳役终于结束。单干了几个月后，工匠们于1960年成立了互助组。成立互助组的做法由共产党提出，也得到了共产党的鼓励。

我问顿珠：“互助组和自己单干相比，怎么个好法？”

顿珠回答说：“一个人的力量小。单干的时候如果病了，就挣不到钱了。现在我们组有六个人，如果一个身体不好，他仍能拿到一些工资。单干的时候，我们做的靴子主要卖给商人；现在我们在为国家工作，或者直接服务于顾客，没有人在中间获利。”

1965年，达瓦顿珠每天挣一块两毛钱，妻子挣一块一毛钱。

顿珠的邻居旦增是个铁匠，高个儿，35岁，为了逃避拉孜县多如牛毛的强制性劳役，从那里逃到日喀则。在日喀则，旦增做过藏刀，现在他做犁头、铁铲和镰刀。在他家里我们看到了地毯，既可以坐也可以睡，还有装衣服的箱子，泡茶用的热水瓶，院子里还养着鸡。旦增说，1959年他只有身上的破衣服，一个破橱柜和一个破饭锅。我问他：“民主改革中他得到了什么财产？”旦增说：“我只得到一个新锅。这里的其他所有东西都是我用自己的双手挣的，我靠手艺生活。”

日喀则55个互助组都在织氆氇（西藏粗纺毛织物）。互助组绝大多数成员是女性，过去在农奴主家里，她们要每天从早到晚在手工织布机上完成两米长的手工织布任务。1965年，生产方法仍然很传统。在一个64人的互助组里，我们发现纺纱工人坐在一个方形土坯棚屋的屋檐下，从卷线杆抽纱捻纱，悬在半空中的石头线筒则上下旋转，下面是阳光照射下的庭院；其他妇女则在露天手工梳线卷线。在棚屋里，织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