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西藏新工人家庭

在西藏所有伟大而快速的变化中，一个最重要的变化是工人阶级从昔日农奴和奴隶行列中的崛起。1955年我第一次到访西藏，刚刚诞生的工人阶级只有几百人，1965年其人数增加到2.5万多人，1976年为6.5万多人。拉多的故事是西藏开始有工人阶级的一个例证，他曾是铁匠阶层里的奴隶，在旧西藏是最被人看不起的。1965年，我第一次结识他们一大家子人。

我是在拉萨汽车修理厂的锻造车间见到拉多的，当时他53岁，多年的劳累和虐待使得他身体驼背，面相苍老，但是在精神上，他思想觉醒，头脑清晰，意志顽强，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和拉多的两个儿子达瓦和洛桑交谈过，他们是拉萨水电站高压线路维护工，也和他的两个女儿巴桑和格桑、两个女婿以及另外一个儿子强巴交谈过，他们和拉多在同一个单位工作。

过了些日子，我们在拉多拉萨的家里重逢了，这个房子是1959年民主改革分配给他的。一家三代20口人聚在一起，拉多向大家挥了挥手说：“没有共产党和毛主席，这个家就不可能是现在的样子，绝大多数人不是饿死，就会被打死。”

在今天的西藏，人们能经常听到这样的话语。这些话并非使用了什么修辞手法，而是严肃的事实。

下面是拉多和他家人的自述故事，故事反映了西藏的过去和现在。



拉多，父亲，53岁


12岁的时候，我就在铁匠铺做劳役，每天挣一桑冈（约半美分），还要随时准备挨打。15岁那年，一个工头抄起一个厚板子要打我，阿爸害怕我被打残或打死，就站在中间给我求情。因为这个原因，阿爸自己被打成重伤而死。

20岁的时候，我被转手到噶厦政府的拉萨造币厂，在那儿一待就是27年。我的工作就是每天手工压制8000个硬币，少一个都会招来鞭打。每天我从早工作到晚，还挣不来一个硬币的报酬。没过多久我就结婚了，接连有了九个孩子。我和妻子没钱给他们买糌粑，只能用小勺给孩子们每人分一点，分到最后我们自己经常没得吃。

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后，噶厦政府继续掌管地方政权，条件是只要他们许诺不会阻挠改革。但是他们言不由衷，农奴制依然存在着，差役也一样。1956年，他们差我去罗布林卡公园修建达赖喇嘛的新宫殿。

当时我真没了主意，在那里干活没有报酬，我的家人怎么吃饭？那时中央人民政府正在修拉萨机场，工资很高，我去求噶厦官员给我15天的假，我去那里挣些钱帮老婆孩子渡过难关。噶厦官员答应了，但我回来的时候他们却把我告上法庭，罪名是“他宁愿给汉人干活，也不愿意给达赖喇嘛干活”。他们威胁我，要对我使用骇人的惩罚：从头脚处挑开，活剥我的皮。

最后，他们把我投入朗子厦法院下面潮湿的地牢。在地牢里，我想：“我们家几代人一直受压迫，现在我的身体要垮了，活不了了，但我必须做一件事，要看到孩子们的生活有所改变。”我设法捎口信给大儿子达瓦，让他不管冒多大风险一定要勇敢去中央政府在建的新电站建设项目找份活儿做。很幸运，他成功了。

在地牢关了40天后，我被放了出来，半死不活的样子，他们直接把我送回罗布林卡去做劳役。你们能够明白了吧，为什么1959年农奴主叛乱的时候，我根本不相信他们说是为我们西藏人的那些话。我知道那是在保护旧压迫制度，这个制度害了我们西藏人，也差点要了我的命，所以我反对他们。他们又一次把我抓住，这一次要真的活剥我的皮，但是解放军很快打败了他们，我也就得救了。我决心一生要为革命工作。

从那时起，我就一直在这个厂子上班。一切都变了，以前我吃的是最差的食物，不仅只有一点点，还经常令我胃痛。现在，我吃的是大米白面，胃痛也好了。过去我只有一件衣服穿，不敢奢想能换身干净的。现在，我有很多衣服，夏天的，冬天的，床上用品也很好，上班时还发有工作服和手套。汉族和藏族同工同酬。厂子领导和我们一起在集体食堂吃饭，吃的都一样，没有什么区别。

过去，我们全家只有一小间房子，屋顶还漏雨。现在，我在厂子有一间房，在城里还有个家。其他上班的孩子也有他们自己的住处。

为了我的健康考虑，工厂最近送我去林芝森林疗养院。那儿的医生都很和蔼礼貌，这是我做梦也没想到的。疗养也确实让我身体好起来了。过去我们生病了，如果还能走动，就会被拖去干活，如果走不动，就只能原地等死。

我一直希望孩子们拥有的已经变成了现实。三个孩子现在在这个工厂工作。女儿巴桑和格桑给车身喷漆，三儿子强巴跟我一起做锻工。大儿子达瓦在电厂，他有五个孩子，孩子们吃穿不愁。二儿子洛桑是共青团员，再小一点的孩子都在上学。群培今年16岁，是少先队的一个队长。

我自己也刚刚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1965年，拉多看起来要比实际年龄苍老许多，这是早年受苦受难的结果。1976年，他看起来没有再老多少，布满皱纹的大宽脸和敏锐的目光还是记忆中的样子。之后我们又见了两次面，第一次是在工厂的工作台旁边，尽管已经过了60岁的退休年龄，他并不愿意停下来休息。第二次是在他家，当时家里人数包括孩子们的配偶和孙子们在内，已经超过30人。拉多介绍说：“我们家有七个人是党员，五个人是共青团员；大部分人是工人，还有五个干部，三个医生，其余的都在上学。”



达瓦，大儿子，30岁


“铁匠的臭小子”是我很小就听到的称呼，我永远也想不通，铁匠有什么不好？！从盖房子到做把刀，谁能离得了我们？但是在旧社会，我们却不被当人看。现在是新社会了，我们是领导阶级——工人阶级的主要成员。

我们家九个孩子中，我是最大的。我们肚子老是空空的，房子又湿又冷。我记不起来我们几个有谁穿衣穿鞋是没有破洞的。阿妈让我们去跑腿办事时，狗经常咬我们，在那个年代你没有权利把狗赶走。如果狗的主人是个重要人物，你就得挨鞭打或者被投入监狱。

阿爸埋头苦干，但是却养活不了我们。由于劳动没有任何价值，唯一的办法就是去借高利贷。但是，即使是借高利贷，你也得送礼，送哈达、羊肉或茶叶。我们自己一无所有，为了备礼不得不东借西凑，对于生活的艰辛你甚至不能有任何牢骚。如果阿爸把我们的困难讲给造币厂，请假一两天去打点零工贴补家用，就要冒着挨打的风险，不是被打残，就是被打死。

从九岁起我就外出借东西，这真是可恶！我一露脸，就会招到嘲笑和奚落。我经常想：“还不如死了更好，我受不了这些。”所以我十几岁就离开了家，和阿爸商量好由我来承担一半旧债。但是不管我怎么努力工作，债也偿还不清。

我结婚后，我带着老婆孩子再次回到父母身边，然后就躲避债主，向北去了那曲。噶厦官员在那里把我逮住，他们冲着我大声训斥，而我只好长跪几个小时。幸好没有更恐怖的事情发生，否则我今天就不会在这儿了。

后来有了一线希望，阿爸获准在飞机场干两个星期活，他甚至能够赚到一些钱让我去给孩子买衣服，但接着他就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