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西藏新工人家庭

会化悲痛为力量，去实现他的遗愿，为国家和革命做出更大贡献。在中国，取得胜利并非易事，无数英雄为此献出了生命。

“我们决心要提前完成任务。我们是工人，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我们怎么能说是站在人民队伍的前头？”



巴桑，大女儿，26岁


八九岁的时候我常常捡牦牛粪当燃料卖，以此来帮衬家里。我只有一条裙子，穿得一年比一年烂，而且随着我长高，裙子也显小了。这条裙子我是白天穿，晚上睡觉也穿。现在，我贴身衣服是棉质的，也有华达呢衣服，睡觉时还有厚厚的被子盖。在还是小女孩的时候，我从未接触过这些东西，就更不用说拥有了。

我有一个孩子，是在自治区人民医院出生的。工厂派车送我去的医院，还给了我两个半月的带薪产假。[2]在农奴主手下，一个妇女能有两天产假就是奇迹了，通常生完孩子第二天就被赶去干活。我阿妈生我大哥达瓦的时候，就在她当乌拉的地方。当时没有什么东西包孩子，阿妈就用了她仅有的内裤。我的孩子尼玛出生前，新衣服和其他各式东西就准备好了。阿爸告诉我说：“你们年轻，从没有受过我们老年人受过的苦难，不要忘记过去！”想到党为我们做的一切，我便坚持要提前结束休假返回工作，但是厂里不同意。

我是经阿爸的介绍才进厂上班的。起初，我负责烧水煮茶，后来我成为一名钣金工，现在我给车身喷漆。我丈夫桑杰格桑是一个农奴孤儿，早年被送给了哲蚌寺。一次，他肚子特别饿，就吃了一点寺里的献果，他们就把桑杰往死里折磨。桑杰逃走了，但又没地方去，只好又返回寺里，受到了更多惩罚。1959年民主改革中，桑杰在哲蚌寺表现积极，接着就离开当了一名工人。现在他和我阿爸、弟弟强巴一起，在锻工车间上班。大家对桑杰工作表现评价很高。桑杰现在每天晚上都在学习毛主席著作。他说：“这就是我现在的信仰。”



格桑，二女儿，24岁


我也是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做事，帮家里维持生计。在垃圾堆，我找到人家扔掉的旧袜子，通常连袜底都不见了，我就把这些旧袜子拆了重织成东西，给家人用。后来，我做了保姆，1963年我到这家工厂工作。我和巴桑一起，在喷砂、油漆和喷漆车间。我丈夫仓央也一样，他是四川阿坝藏族，来拉萨朝圣。1959年前，他在哲蚌寺当喇嘛。现在，他是一名模范工人和民兵队员。



强巴，三儿子，21岁


家里年长的人都在外面挣吃的做乌拉，我和年龄小的则待在家里。冬天，我们冻得直哆嗦，让脚暖和的唯一的办法就是跑到屋外，把脚放在别人刚刚倒掉的炭灰中。因为年龄太小，不知道什么时间拔脚，所以烫伤了脚。现在还有伤疤呢。

我们住的地方离工厂不远。尽管那时候家里没人在厂里工作，我还是经常去工厂，站在食堂旁边。汉族工人心领神会，总会给我点吃的，我不但自己吃，还给带回家。我想尽我所能去帮助家里，所以每逢节假日我就步行到拉萨，在大昭寺附近乞讨。

1959年后，一些同志注意到我能唱歌，于是我便进了宣传队。1963年，在阿爸的建议下，我到了他的锻工车间工作，这就是我从一个乞丐到一名工人的故事。现在，我不仅有技术，吃得好也穿得好，还有自己的自行车。我喜欢运动，也帮着教唱革命歌曲，给我们的业余文工团排练节目。

1976年我再次见到强巴的时候，他仍在汽修厂当工人，而且成熟了很多，也有了自己的小家。



群培，四儿子，16岁


我们在崭新漂亮的拉萨人民文化宫前见到了群培，当时少先队员正在这里集会。群培是他们学校少先队文艺部的负责人，扛着队旗。

“长大后你想干什么？”我问他。

“当个工人，像我阿爸那样。”

后来，我把这些告诉给了拉多。

拉多很是满意，并且说：“他说得很对。每周我们家聚会的时候，我会跟他们说：‘不要忘记过去和现在的差别。’怎样才能证明我们没有忘记呢？要通过发展生产。如果我们都不去建设西藏社会主义工业，还有谁会建设呢？”

1976年我们再见面的时候，拉多家的大客厅墙上挂着“光荣之家”牌匾。这个牌匾是国家颁发给有为国家和社会主义捐躯的军人的家庭的。这牌匾代表着年轻的群培，他几年前当兵服役时牺牲了。

“光荣之家”旁边还有很多颁发给拉多及其子女的“模范工人”牌匾和奖状。活着的和已经去世的因为同一个目标紧紧联系在一起。

洛桑补充说：“阿爸经常召开家庭会议，要求我们牢记昨天的苦难，珍惜我们的今天，努力建设我们的明天。阿爸年龄虽长，但思想很新。他给我们上了很好的一课，他的行动和工作热情更是这样。”

就像11年前一样，在我们又一次离开之际，他们老老少少涌到门口，和我们热情握手告别，告别的话也几乎和11年前一样。

“一定要回来呀，不要过太久。你们会看到我们西藏更多更大的变化。”

注释：

[1]这是对从事铁匠工作的人贬损性的称呼。

[2]中国整体而言产假为56天，但是在西藏自治区产假为75天，因为高海拔给产妇身体恢复和婴儿生长带来了额外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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