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 草原上的新太阳

西藏3/4的面积海拔在林木线以上，这些地区只能长杂草、不能种庄稼。西藏的动物有牦牛、牛、羊、马、驴，其数量是人口数量的十几倍。西藏有1/4的人口从事着看养动物的工作。

在我进藏采访间隔的几年里，那里的草场及其利用率都有了提高和改善。从1959年农奴制废除到1965年我再次进藏，西藏的牲畜数量增长了35%。1976年，牲畜数量已经比1959年翻了一番。其相关产业的巨大潜力也渐渐显现出来。西藏的羊毛、皮革以前都是未经加工就售卖，现在它们都将在本地的工厂加工之后再出售。人们也在谈论奶制品和罐装肉的广阔商业前景。

显然，这对于西藏自治区乃至整个中国的经济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自古以来，西藏的养殖业在整个中国的经济中就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自唐代以来，康定[1]和其他一些地区就设立了“茶马市”。在“茶马市”上，藏族人民用牲畜及畜产品换取汉族地区的茶、丝绸和其他物品。但是由于汉族居住区和西藏地区的社会当时都处于封建时期，产品和交换都很有限，而且受制于民族压迫和社会压迫。

19世纪40年代后，帝国主义侵略者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西藏也遭受重创。其结果是，国内的贸易往来日渐衰弱，劳动人民遭受更残酷的剥削。一方面，大量涌入的外国物品严重摧毁了当地的手工业制品。另一方面，封建领主为了售卖更多的产品来换取外国的奢侈品，他们压榨农牧民，让他们生产更多的产品，尤其是羊毛。不管是在山脉环绕的西藏还是在地势平坦的东部平原，这样的压迫不可避免地导致国内的反动派和国外的帝国主义侵略者勾结起来共同压迫劳苦大众。沿海省份的军阀、官僚和买办喜欢开凯迪拉克车、喝苏格兰威士忌酒、送孩子上昂贵的外国学校。在拉萨，受传统束缚的大贵族和僧侣也开始穿用英国布匹缝制的衣服（不再穿当地的氆氇），这些布匹价格昂贵。他们还吃澳大利亚奶油、喝进口的奶粉（在有很多牛的地方）、用带金色笔帽的派克钢笔、戴劳力士手表，以此作为他们新的身份象征。还有不少人在印度的噶伦堡和大吉岭另建房屋。每年，他们在那里挥霍赌博几个月。由此而来的结果是，西藏的穷人为这些人的奢华生活买单，穷人越来越穷。

和世界上其他地区一样，历史上，西藏的市民、农民最初和牧民比邻而居，但后来牧民越来越穷也越来越落后。在旧拉萨，富有和贫穷之间的鲜明对比达到了极致，那里成了剥削和压榨牧民的中心，其程度不亚于以前阿拉伯世界对衣衫褴褛的贝都因人的压榨。城里高消费者都是占有一定农场的贵族，他们中的最富有者定居在城市里，这使得他们的奴隶更加贫穷。奴隶们去拉萨不是去干活儿就是去朝拜——他们受着高层神职人员的双重压榨和抢掠（这些高层神职人员既是领主，拥有大量的土地和奴隶，也从宗教供奉里获得收益）。牧民们被分编到不同的部落中；对于那些驱逐出本部落或精力过剩不安分的牧民，则通过刻意的暴力惩罚示众来确保他们依然服从管理。

另外，长久以来，西藏的牧民们已经失去了作为族群存在的独立性。例如在中东部，部落首领既压迫族人，也保护他的亲人不受城里和庄园里封建势力的压迫，或者经常带领他们袭击这些有钱的地方。这些游牧部落变成了为城镇里的贵族和寺庙输出农奴的源地。他们的头人依领主意志每三年更换一次，这些头人在剥削来的收益中拥有自己的份额，但他们担任头人的条件是要能保证带领部落做劳役并向领主缴纳赋税。[2]

藏语里牧民叫作卓巴，居住在用牦牛毛做成的黑色帐篷里。他们只有羊皮衣服，其也是他们的被褥。他们在夏季和冬季牧场间来回迁徙，这些牧场是由他们所在的部落世袭而来，但事实上，长期以来，这些牧场早已成庄园的分部了。他们看护的牦牛和羊群绝大多数都属于领主们。

根据“吉美其美”条例[3]，原本“托管”给他们或他们祖辈的牛羊必须保证数量不变，缴纳劳役和赋税后增加的牛羊理应归牧民所得。然而事实上，在旧西藏，近1/5的牧民没有任何自己的牲畜。其原因在于许多“托管”的牛羊数量事实上是在不断减少的，有的甚至会死得一只不剩。在这种情况下，亏损或死掉的牛羊就会变成沉重的债务，这些债务的利息很高，以至于每过几年债务总额就会达到惊人的数目。债主们故意让这些债务无法还清，这样就使欠债者——牧民以及他们的后代沦为永久的奴隶。

牲畜减少并不是牧民们疏于看管或防范，而是由于他们所受的剥削太重。他们被迫制作大量的酥油用作供奉，为此他们不得不使用大量的鲜奶，这样一来，幼畜们就吃不饱了。成年牲畜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没有牲口棚，牲畜常在暴风雪中走失；没有兽医，牲畜也常病死；有的牲畜在运输中途掉下冰封的山路摔死，有的在耕种时累死。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只要有损失，都计入牧民名下。

牧民及其家人夏季主要以乳清为生，冬季只能吃一些干凝乳。他们唯一能吃到的肉是病死或摔死的牲畜。粮食必须自己买，一日三餐很少能吃到，有时甚至压根儿没有。代替粮食的是难以消化的草籽，他们将草籽熬成粥。为了增稠，做这样的粥时，通常会用碎骨头熬汤。富含营养的“藏族饮品”酥油茶非常适宜在高海拔地区饮用，然而它却是牧民们遥不可及的梦想。一个贵族或上层僧侣一天喝30~40碗酥油茶，而大多数牧民所喝的酥油茶是由一种野生的树叶来煮成的，他们在叶子煮出来的水上盖一层纸一样薄的酥油。喝的时候，牧民们小心地把酥油吹到一边，以便在喝最后一口时还有酥油。

牧民们的生命是没有任何保障的。丢失了牲畜，他们不仅要被罚钱，还要接受鞭打、断手足甚至处死等肉体惩罚。缺乏必要的防护使得常见疾病或轻微受伤都成了致命因素。儿童死亡率很高，老人的数量也很少。在农奴制下，高原上的人畜数量都逐年递减。

1955年，住在拉萨的一位农奴主贵族毫无掩饰地告诉我他是如何收取牧民旷工费和各种税负的，因为这对他来说是司空见惯的。他虽然已经多年未去庄园，但却通过管家来收取租子。在他的每处庄园里，农奴们饲养21头牦牛，并负责用这些牦牛所产的奶制作酥油。农奴不得不每年长途跋涉去拉萨上交酥油，他们把酥油打包，由60头毛驴组成的驮畜队运输，每年四次，每次历时15天，这些劳动都是无偿的劳役。20吨酥油就这样年复一年地运送出去。它们存放在贵族家在市镇所开的货栈里，然后售往拉萨的各个市场。（“最好在货物紧缺时售卖，这时能卖上高价。”那名贵族得意地解释他的管理之道）酥油装在牦牛皮袋子里，有12个月的保质期，但有时候也会中途变坏。如果变坏，它们就会以低价售出，用作酥油灯的灯油或用来软化皮革。

除了直接收取产品或视劳动为供奉或偿还债务外，西藏的牧民也因强买强卖而受到剥削。实际上，那些商人们就是庄园里的贵族，他们都对“顾客”有封建特权。牧民们向我诉说他们是如何被迫去“购买”一把进口的印度糖（15块），又是如何被迫用一整只羊及整个下一季的辛劳为这些糖买单的。一口铝锅的价格抵得上一头牦牛。一块砖茶在牧场的价格相当于它在拉萨的两倍。一小块糖，在印度购买时很便宜，但在拉萨出售时价格翻十番，或者可以用五张羊羔皮来换取它。这不再是简单的如前所抽象描述的“城镇对牧场的剥削”。更具体地说，这是西藏统治阶级对农奴的剥削。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