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 草原上的新太阳

破坏了地面上的植被，也毁坏了地下的排水系统。1965年，灭鼠器和耗子药已经大面积使用，其他灭鼠措施也已经非常普遍。

繁殖迅速的草原毛毛虫是草原上的另一大害。以前人们认为踩死毛毛虫是“有罪的”。现在人们使用杀虫剂来消灭它，而不再用祈祷的办法了。人民政府为这场灭虫运动提供了专项资金。

牛瘟、炭疽热、口蹄疫以及其他牛羊疾病，以前主要是靠人们花钱请喇嘛念咒的办法来治疗，现在都已得到控制。1965年，西藏已经有了研究站、疫苗工厂以及兽医服务网点。网点分管71个县及其下辖的区和区下面的各分部的兽医医疗服务工作。除了兽医专业的毕业生，牧民们也接受了接种、疾病预防和治疗的一些培训。1965年一年就接种了900万份剂量的疫苗（1951—1959年，八年间才共接种了30万份剂量）。

除了这些措施外，政府还致力于农牧民养殖水平的提高，并给予多方面的帮助。如在西藏第一次种植饲料作物，组织牧民在遇到自然灾害时互帮互助等。遇到灾害时，牧民可以赶着自己的牲畜到不属于自己部落的草场上去，那些草场上的人们会把他们当成客人一样欢迎，不再像以前一样由于妒忌而举着枪瞄准他们。1959到1965年，牲畜的死亡率下降了70%，这就是变革的好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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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1955和1965年都访谈过一些牧民，十年间，给我的印象是他们处在两个不同的社会，他们的精神世界也有迥然的变化。

1955年，在拉萨北部的羊八井镇，我遇到的第一位牧牛人（牦牛）穿着破烂的羊皮袄，衣服胡乱地别在一起。我们走近他时，他仓皇地从我们眼前逃开、躲避照相机的拍摄。他害怕领主动怒。“你们得到头人的许可了吗？”这是他见到我们时惴惴不安询问的第一个问题。即使我们有头戴“嘎乌（贵族们常戴在头上的用绿松石镶嵌的护身符）”的噶厦政府人员的陪同，也无济于事。此后，我们在黑帐篷找到了另一名牧民，这个帐篷里住的并不是那些最贫困的牧民。他在和噶厦政府官员低语过后，同意了和我们交谈。尽管他竭尽全力装出在那种情形下最好的表情，他的行为还是向我们说明了很多。他在为哲蚌寺放牧，因为他的家族属于这里。他自己几乎没有什么牲畜。他第一次挣钱是在修公路的时候。那时，他偶尔会向筑路工人或游客售卖牲畜、牛奶和酥油。我们开吉普车去拉萨需要4个小时，他赶牦牛去需要7天。在赶着牦牛去拉萨时，他会以牲畜肉以及家人编织的牦牛毛口袋换取少量的生活用品。（比如，他一年到头从不买一件衣服）考虑到他的奴役身份，我们不便再问他太多[4]，因为那时他明显很紧张。

1965年我们再次去了羊八井。放眼望去，不再有散乱的帐篷。取而代之的是整整齐齐的白墙金顶楼房，这些楼房屋顶的金属在太阳照耀下闪闪发光。公路旁也出现了许多旅馆、停车场和加油站。牧民们来这儿或售卖他们的产品，或购买他们的日用品，或让兽医们为他们的牲畜免费诊治。有时他们还会在客栈里吃顿便饭喝点啤酒。

继续前行70公里，我们来到当雄牧场，遇到了老朗吉。他见到我们及同行干部，一点都不拘束。简单交谈后，他挥手招呼我们在他身旁的矮草上坐下。他饱经风霜的面庞和身上的羊皮袄，让我们觉得他和我们1955年所见到的那些牧民已经不一样了。最大的差别就是他的言谈举止和精神面貌。

老朗吉若有所思地盯着他的烟卷，不卑不亢地回答了我们的所有问题。他告诉我们，在民主改革前，他要为色拉寺服12份劳役，但现在他所欠的那些债务全都一笔勾销了。谈到他喝的茶，他说在旧社会他从来没喝过。1959年以前，他没有任何牲畜，只能从他自己负责看管的几头牦牛身上挤一点儿牛奶、剪一点儿牛毛。现在，他有好几头牦牛，还有羊。他们家族的其余26户也是如此，其中21户以前和他一样一无所有。

“还有其他变化吗？”我问。老朗吉使劲点点头然后开始掰指头算。“我们可以上山砍柴了。以前喇嘛们是不允许我们砍的，说那些山是神山。牧场也平均分配了。我们给自己干活儿，不再有抢夺者和强盗。牲畜也好几年不再发炭疽热病了。”

当老人的话匣子打开后，他接着说：“最大的变化还是互助组为我们带来的好处。

“在旧社会，如果一家放养四种牲畜，每一种牲畜就得一个人照管，哪怕这种牲畜只有一只。现在，我们把牦牛集中在一起放，放羊也是这样。每一种牲畜，我们挑选最好的劳力来照管。因为不需要再服劳役，我们就有时间做副业。我们组通过砍柴、织氆氇、编绳子、跑运输挣钱。现在，我们部族派出40只牦牛从北部的湖泊运盐，以前只能派出6头。这一切都意味着我们的收益要远远好于当年只能把酥油卖给政府的所得。”（虽然他没给出具体数字，但我们打听到，有其他牧区互助组通过这些副业，人均收入从1960年到1964年增加了8倍。）

老朗吉继续道：“过去放牧时，我们把公母牲畜随机地混在一个群里。现在我们把它们分开来放，繁育最好的品种。我们用盐水冲洗母牛、母羊的阴道，确保它们能受孕。我们用枪来打狼。年轻人已射杀了很多狼，现在狼已很少见了。牛犊和羊羔也得到了更好的照顾，因为有人日夜看护着它们。我们还盖了防暴风雪的防护棚。”

大风突然刮了起来，云团涌了上来，这是高原上最典型的天气突变。牧场刚才还阳光普照，霎时天色暗了下来，气温也会骤降20度。老朗吉习惯性地拉紧了羊皮袄，将他裸露的胸膛和肩膀包裹起来。我们都打了个冷战，他注意到这一点，便邀请我们去不远处他的房子，那是民主改革后他分到的。那是一座用草皮和石头搭建起来的低矮房子。屋内的墙壁因常年燃烧牛粪而熏得油黑发亮，但是房间里很干净很整洁。打理房间的是他的老伴儿，一位和他年纪相仿、身体硬朗的妇女。和老朗吉的清瘦、结实、不温不火不同，他老伴儿明显要比他胖很多，也热情很多。

围坐在他家的火炉旁，我们了解到虽然他干活时贴身穿的还是传统的羊皮袄，但老朗吉已经买了一件厚实的冬衣，同时他还买了一件藏式棉布袍和一条裤子以备特殊场合使用。他说：“这些都是我自己要用的，我从国营商店也给老伴儿和儿媳妇买了很多衣料。”

短暂的狂风怒号过后，温暖的太阳又露出了笑脸。我们打算离开。当我给老朗吉和他老伴儿在他们门口拍合影时，他饱经风霜的脸变得柔和起来，还将老伴儿的手拉过来握在自己手里。他老伴儿笑起来仍像个姑娘。要是农奴的话，他们这个年龄早做好了无助死去的准备。显然现在，他们看到了自己的新生。

后来，我们又开着吉普车，穿过草原，直奔一个山边营地。小山下散落着大大小小的黑色帐篷。羊群在帐篷周围吃草，步履稳健的牦牛从斜坡上直直向最高处爬去，远远望去，那些峭壁上的牦牛如同苍蝇般大小。牧民们告诉我们，牦牛并不用集中起来放牧，而是三三两两分开放养。牛群有头牛，头牛回家时，其他牛会自然跟着一起回来。

在这个营地里，人们都只穿着羊皮袄，这就和妇女们在脸上涂抹赭石粉和松脂油的作用一样，是为了防止皮肤过度暴露在太阳下晒伤。羊皮在帐篷内到处都是，它们大多数被用作坐垫和床铺。有些帐篷里也有地毯。老阿妈们在逗弄着小婴孩，老阿爸们在编着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