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章 牧区的社会主义道路

1976年，西藏90%的农牧民都加入了公社组织。

从拉萨北行，我们再次来到了羊八井镇。1955年，这里零星散落着一些帐篷；1965年也只是在公路边出现了公路站和供应站；现在，这里已经是一座繁华小镇，服务于草原，为过往车辆提供的服务设施也有了很大提高（公路站旁边停了许多车，我们数了数，路上行驶的还有100多辆）。这里也将建造西藏的第一座地热发电站。

我们继续驱车前往当雄，路途上看到的都是一侧被冰雪覆盖的念青唐古拉山脉。当雄县占地面积1.2万千平方公里，有高山，有牧场，平均海拔4200米。近十年来，这里的人口已经增加了1/3，现在有大约2.3万人；人口密度平均每平方米不足2人（但每平方米的牲畜超过50头）。

同1965年老朗吉生动描述的情形相比，这里的社会发生了更大的变化。昔日隶属喇嘛庙的农奴已经成为个体放牧人，自己拥有牛羊群，不管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他们都获得了解放，主要在互助组里忙活着。1976年，当雄再细分成29个公社，这些公社分布广泛，每个公社有若干个互助组作为放牧单位，共放牧62万只牲畜[1]，平均每人30只，比10年前增加了一倍。

1955和1965年，当雄依然无工业可言。1976年，这里已经有了水力发电站、农业机械厂、硫矿和泥炭矿，都属县里管理。公社和队里开办了木柴和金属加工厂、石灰窑和砖厂。除了牦牛帐篷，许多牧民已经有了定居的房子，有了水力磨坊、陶器加工以及编织篮子、缝制驮鞍和衣服的手工制作小组。

牲畜饲养机械化还处于萌芽状态。29个公社共同拥有12台拖拉机，这个数量在其他地区可以忽略不计，但在西藏牧区却有着非凡的意义。更普遍的进步表现为：几乎每个生产队都有胶轮马车，而且这橡胶轮胎是安装在滚珠轴承上的；他们还有不锈钢的手摇打奶器和奶油搅拌器，当地的供应站前些年共卖出几百件。1965年时，我没看见有马车，而且他们用的所有奶油搅拌器都是传统的木质活塞式的。

我所采访的五个牧区生产队已经用上了小型发电机发的电，这些电足够带动小型机器，足够照明使用。

当雄只有三个公社没有能行驶机动车的道路，其他公社都有这种道路，一些道路上已经有公共汽车在运营。1965年，我们只能在青藏公路上看到汽车。

医疗事业的发展也是惊人的。（当雄县医院在“医疗卫生事业”一章叙述）

当雄的兽医服务很普遍，这一点从我采访其五个兽医服务区站中的一个就能看出来。全县有300名既现代又传统的“赤脚兽医”，该区站下就有65名。有人告诉我们，仅这一个站，1975年就接诊30万例，还向牧民们传授了基本的兽医技术，并送一部分人去县里继续学习。通过疾病的预防和控制，这里已经几乎消除了口蹄疫、牛瘟、炭疽病和牛肺炎。此外，国际上通用的疫苗、药剂以及传统的西藏草药及针灸术都在这里广泛使用。不管是专业的兽医，还是“赤脚兽医”，都以人工授精技术帮助牲畜提高繁殖率。这些多方位努力的结果是，牲畜的成活率和健康水平大大提高。

两名县委书记中有一人是兽医专业出身。他就是龚达希，1959年从上海来到西藏。他的藏语已经说得很流利，还娶了一名藏族女子为妻。人们满怀深情地称他为龚扎西，这是他名字的藏语发音。牧区的其他干部也都接受过不同程度的培训。春季牲畜爆发流行病疫情时，他们时刻随身携带着急救箱。

教育方面，以前当雄的文盲率几乎是100%，现如今73%的孩子都有学可上。这些学校中有1/4是县公办学校，还有55所是在政府扶持下公社和生产队共同开办的“人民学校”。大约1万人接受的是成人教育，约占就学人数的2/3。

当雄有132座小型的可以外借图书的图书馆及阅览室。还有120个读报组，识字的组员看完报纸后，在工作间隙将他们看到的新闻讲给那些不识字的组员。电影通过当雄的7台流动放映机放映。县广播站由16个有线广播队组成，这些有线广播队会转播一些重要节目，也播报当地节目。业余演出队和歌舞队有600多名成员。他们自己编写剧本，这些剧本大多数以当前当地发生的一些事情为主题。

县级的工作岗位中藏族干部占60%，区级的工作岗位中藏族干部占80%。公社和互助组的干部均为藏族，有一名女性副书记兼县革委会副主任。总之，女性干部只占干部总人数的1/10。

以上所有的数据都来自县委书记龚达希。

革委会副主任卓玛30多岁，她向我们讲述了当雄从牧区互助组向公社转变的过程。

20世纪60年代早期，互助组以分配叛乱农奴主（大多数是大喇嘛）的牲畜所得财产为基础建立起来。一个组最多由30个家庭组成，最少时只有3个家庭。她说，在农业上，互助组较过去是个进步，但这不能避免新的两极分化，或者说不能避免剥削再次出现。当较穷的牧民没有粮食吃时，他们就向富裕的人去借，以牛做抵押。这样一来，有时他们就会失去在民主改革中分到的牲畜。

面对这种情况，以前在牧区实行的“不均分没有参与叛乱的牧主财产，不划分阶级”的政策就发生了变化。这种政策的初衷是团结一切可团结的力量，同叛乱者及农奴制度做斗争，但现如今，它显然过时了。现如今的斗争只有一个，那就是能为大多数人带来福音的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鉴于此，兴起了一场大运动，也制定了新的阶级路线，并采取了相应的行动。

收入的75%或以上是通过剥削得来的人被划分为牧主；除了保留和贫牧的平均水平一样数目的牲畜外，他们的其他牲畜全部没收充公。[2]剥削得来的收入占总收入20%~75%的人被定为富牧，他们的牲畜要全部被赎买，但他们可以买回和中牧的平均水平一样数目的牲畜。如果剥削所得的收入在30%以下，被定为中牧，他们的财产不动。

贫牧指的是那些只靠自己的劳动生活，所有财产全从社会主义得来的人。他们被看作是成立公社的动力和中流砥柱。中牧也同样享有社员身份，所有的努力都是使他们和贫牧团结起来。富牧只有在贫牧同意的情况下才能获得社员身份许可，但不能担任领导职务。以前的牧主，也和富牧一样只有在贫牧同意的情况下才能获得社员身份许可。[3]而他们的劳动所得也和其他人一样按依照“按劳分配”的原则来分配。

公社除了作为集体经济单位外，也是基层的政治组织。1976年在西藏，为了使它的双重职能生效，每个公社都有“八大组织”，即：

（1）党委，领导全盘工作；

（2）革命委员会，执行机构；

（3）贫牧协会；

（4）团委；

（5）妇联；

（6）民兵组织；

（7）安全委员会；

（8）调解委员会。

公社一级及八大组织的干部绝大多数是藏族，他们都是农奴或奴隶出身。

具有长远意义的是，即使没有这些组织，比起1959年，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