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章 牧区的社会主义道路

76年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59年，当雄的牧民还是上层僧侣的奴仆，工头和头人可以随意鞭打他们，打残、挨皮鞭、活活被剥皮或打死是家常便饭。当牲畜只剩少一半时，所剩牲畜的70%直接归农奴主所有，这时人们要服数不清的徭役和劳役、背负还不清的债务。

1976年，当雄所有公社都已被认作是先进形式，牧场和牲畜全部归集体所有，由集体统一管理。这个集体有两重含义：一个指的是公社；另一个则是生产队。生产队是基本的会计单位。国家每年给公社拨款75万元，另外还下拨13万用作“资助牧区”的专项资金。

人们告诉我们，与以往牲畜量太少且都归上层僧侣有所不同，现在又出现了新的问题。集体所有的牲畜数量增长太快，以至于出现牧草供不应求的局面，另外由于牲畜的密度增加，牲畜感染疾病的风险也随之加大了。

从1973年开始，在公社的集体努力下，当雄人民快速改善了他们的牧场状况。那时的楷模是内蒙古的乌审召公社。1974到1976年间，当雄仅有的2.3万人做了210万人的工作量，平均每人93个人的工作量。他们修建了200公里的河道，面积达1.33万公顷的可灌溉牧场。另外1万公顷的牧场圈起来用以保护和提高冬季的牧草供应（只有喂幼崽的母牛或母羊才能在那里吃草）。数千个盐池都注满了水。虽然当雄短暂的无霜期限制了粮食作物的生长，但当地已计划划出430公顷的土地来种植半熟的庄稼用来做牲畜的青贮饲料。

这项工作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同迷信做斗争。

当雄附近的一个湖泊，传说是念青唐古拉山神的妻子，湖水呈奇特的蓝灰色。湖泊北边是这片草原，冰雪覆盖的山峦围绕着这片草原。公社的人本来想打开缺口用湖水来灌溉牧场。但有人谣传“念青唐古拉会发怒，他一发怒整个当雄就没了”。一些思想守旧的人听了这样的话吓得瑟瑟发抖。由于有这样的谣言，一些人就反对用湖水来灌溉。但大多数牧民在读了毛泽东的《愚公移山》后获得了勇气。这项工作也得以开展。

附近的另一个湖泊——纳木错，历来鱼儿很多，但人们不吃鱼，因为人们把这些鱼叫作“水神”。但有一年，牲畜的牧草不够吃，党号召人们用鱼粉来喂养那些羸弱的牲畜。要遭厄运的预言再次出现，但结果当然是这样的做法再次获胜。吃了鱼粉后牲畜活了过来而且还添了新膘。现在，有一个由妇女组成的生产队定期捕捞纳木错里的鱼，这是新思想战胜旧观念的再次胜利。我们1976年采访拉根多公社时，其已经准备了10吨的鱼粉。

拉根多过去有一条“毒河”，每年有许多牲畜因饮用了这条河里的水而送命，和尚们说这是天神对人们犯下的罪孽做出的惩罚。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人们将这条河列入邪恶事物的名单中，要将它清除。党员和积极分子检测了河水，结果显示河里含有汞。1972年春天，大地上还覆盖着冰雪，河流清理战打响了。男女老少社员一起将河道挖至齐腰深。和社员们站在一起的是公社副书记拉姆齐。他50岁左右，个子不高，身形偏瘦但看起来很结实，他以前是色拉寺的穷和尚。搬运了大量的土石后，这条河里的水和其他河流汇流在一起，水里的汞含量稀释到无害水平。

拉姆齐很像1965年我们在当雄采访过的牧民老朗吉，但他的社会主义思想比老朗吉更成熟。拉姆齐的父母都是农奴，由于家里穷，养活不了他，父母便把他送进寺庙当喇嘛。1959年民主改革中，他还了俗，还分得了18头牦牛、1匹马和1件家具。但拉姆齐并没想独自过活，他参加了互助组，还被推选为组长。后来，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是当地选择公社制的第一批牧民之一。

副主席嘉措只有34岁。虽然他家以前以乞讨为生，没有任何牲畜，但还是需要服劳役交人头税——每年需要给牧主上交29袋干牛粪，20担柴火及与一只羊价值相当的钱。民主改革中，嘉措分得12头牦牛、1匹马和其他财物。上了六年夜校后，他成了有文化的人，也成了政治上的积极分子。他告诉我们，他的一个兄弟被派到位于咸阳的西藏民族学院学习，五年后，他学成归来成了区党委书记。

在西藏，牧区的公社普遍晚于农区，牧区公社大多数成立于1970—1972年间，这些公社和我们上一次去当雄时所见的那些公社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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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经济和社会方面采取的一些措施，被指责为不必要且容易导致不和谐。这些措施包括：对敌友阶级重新界定；在生产力还未达到最高水平的情况下，1960年安排部署加速生产关系的改变。因此1980年，在西藏宽松政策的指导下这些措施都被叫停了。这里我所说的都是1976年我们见到的、引起我们关注的事情。

从那时起，和中国其他省份一样，西藏牧区工作的新重点是经济核算和物质奖励——如果所做工作优于平均水平，会获得物质奖励。1978年10月，当雄牧区甲根多公社因为坚持“五定一奖”的生产责任制而受到公开表扬。

“五定”包括：分配到每一项牧区工作中的人数；每个队照管的牲畜数；每群牲畜占有的牧场面积；牧业管理措施；自然增长目标和向国家出售的产品量；这些均是确定的。“一奖”指的是超额完成任务就可以获得奖励。

以前，在我们现如今认为的极“左”路线的影响下，这些都被扣上“资产阶级”或“功利挂帅”的大帽子。虽然在甲根多公社，这种思想不像在其他地方那么盛行，但还是有着相当恶劣的影响。甲根多公社不得不做出妥协，废除了奖励制度。但该公社严格执行“五定”制度，在1975年推翻“四人帮”前夕，该社也恢复了“一奖”政策。

1978年，该政策又被评为运用社会主义“按劳分配”政策的好典范。自1970年实施以来，八年时间里，该政策使甲根多公社的牲畜增加了43%，社员收入增加了87%，这些都受到了普遍好评。

而对于整个当雄县的牧民，据报道他们的人均收入增加了20%，从1977年的114元增加到了1978年136元。其中的一个因素是政府提高了对牧区产品的采购价。仅酥油一项就为社员增加了10万元的收入。收入增加的另一原因是当雄经济中副业生产的增长，其中最主要的是手工制造产品。

北部安多县的情况据报道还要更好一些。其1977年已有牲畜118万只。1973—1977年四年间，安多县的人均收入增加了26%，年均增长率为6.5%。

所有公社都用上了马车，还有风力、水力发电带动的牛奶分离机和奶油搅拌器。有些地方还买了拖拉机、放映机，车间也购进了小型机械。

应注意的是，和中国大多数牧区一样，西藏养殖业的发展还得益于国家对少数民族地区优惠的税收政策。

全部免税的有：幼畜、种马、役畜、科学实验用畜、牧民乘骑、驮畜、社员自用的其他合法牲畜以及农场家畜。（1980年后，个人拥有和看管的牲畜数目不再受限制）

一直以来，牧区公社在遭受自然灾害后，根据受灾程度，都享受税收减免政策。

从1980年起，在新政策的指导下，西藏暂停征收畜牧税和农业税两年，也取消了牧民向国家上缴公购粮政策。经济部门所使用的车辆也免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