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章 西藏的公立学校

1965年7月23日，在我第二次到达拉萨的早上，我听到窗外一阵愉快的叽叽喳喳声。那是一群走在上学路上的孩子们。头戴红头巾，脸颊红扑扑的像苹果一样，他们沿着刚刚铺好沥青的“人民路”上学去。路两边是一排排商店，从金顶的大昭寺到布达拉宫一路都是商店。刚到下午，他们又出现了。吹着号打着鼓，手持鲜艳的红旗，少先队员朝崭新的文化宫走去。他们去那里排练节目，来庆祝即将到来的他们的组织成立纪念日（1955年时，这里还没有少先队）。

两天后就是周日。由于学校里放假，拉萨街头似乎全是十二三、十三四岁的孩子们。在市百货大楼和新华书店，他们在柜台后帮售货员卖东西。在主干道上，带着袖章手持喇叭筒的孩子们兴高采烈地做着交通协管员，虽然他们只是协管员，但执起法来却严肃认真。拉萨城市建设大飞跃中最显著的是，大多数街道都堆满了电缆、水管和植树机。周日的街道比其他时间更热闹一些，因为有一些志愿者过来帮忙。在这一片喧嚣中夹杂的是孩子们对行人的高呼：“叔叔，请不要随意穿越马路，人行横道在那边！”“解放军同志，这里不能行走，请走人行道。”

我们这些外国记者因为要用相机四处拍照，就没太在意这些规定，但很快我们就受到了警告。在一些地方，他们嘘声指示我们沿人行道行走，那些人行道还未铺好，只是沿街挖了一些坑，但这并不影响这些年轻人的指挥。他们的心中已经看到了未来的样子。未来并不遥远，几天之内，甚至几个小时之内，沿路就会走来一支工作队，预期的人行道就会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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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在十年前的拉萨，上学的儿童是一道罕见的风景线，六年前，这里也还没有这个概念。只有少数年轻喇嘛在寺庙里学习宗教。贵族家的儿子会受到一些特殊的指导，以便他们长大后能成为噶厦政府的官员，另一些在家由私塾的老师教授一些知识。还有一些特别富裕家庭的孩子，他们去江孜上由英国人创办的学校（该学校只存在了数年），或者他们直接去印度或英国上学。不管是哪种教育，都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或帝国主义服务的。这些封建统治阶级和帝国主义者用教育营造一种他们是西藏的“上流家庭”的影响。也就是在那时，任何现代世俗教育都会被封建蒙昧的僧俗官员所扼杀。[1]

受过教育的平民凤毛麟角，而受过教育的女性更被认为是怪事。一位旧贵族学者江乐坚告诉我：“在拉萨的中心街道八廓街上，只有一位女性能写会算，她是名店员。过去人们常特意远道而来，呆呆地看这一奇观。我自己也去看过。”



拉萨市第一小学


这就是1952年拉萨的第一所公立小学成立时的境况。当时这所小学是由中央人民政府出资修建的，但是农奴主地方政府想要管理权。1955年，我曾见过学校董事会，董事会主要成员是达赖喇嘛的经师赤江·洛桑益西和其他中世纪拉萨僧俗高层人物。赤江·洛桑益西是一个可怕的蒙昧主义者，后来是一个主要反叛者。董事会还有一小部分成员，他们分别是开明的藏族贵族江乐坚，来自康区的藏族共产党干部多杰才旦和汉族人李安宅。学校校长也是一名封建官员——旧西藏军队的团长。19名老师中10人是贵族或神职人员出身。一名噶厦政府的警察看守学校大门。

虽然当时这所学校陷入矛盾的漩涡中，但它是西藏新式教育的开端。所有的课本都是用藏语编写的，是中国其他地区课本的调整版。学校免除了学费和书本费。1955年，学校已成立四年了。学校有732名小学生，其中1/3为贵族家庭出身，其余的学生出身不一。其中有的学生父母是受压迫的穷苦人民，他们以前对教育没有任何认识，虽然有政府支持，但他们还是很难适应这种新局面。学生中女生占一半以上。

课程设置上，中央政府对地方当权者做出让步，允许每天有一段时间教授宗教，这和新中国把宗教从教育中分离出来的基本政策是背道而驰的。妥协的回报就是赢得了教授学生一些科学知识的权利。但是其他一些课程，如历史，是绝对不能教的，因为中央政府和地方当权者的思想完全不同。农奴主们认为推动历史向前发展的是天神和国王，而共产党认为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创造者。

从形式上看，学校是由中央政府和当地政府共同协商管理的。实质上，学校是一块斗争的阵地。地方的当权者农奴主，特别安插了一些官员严密监控学校的一举一动，农奴主们只是企图把学校当成工具，学校给农奴教授点滴科学知识从而为他们服务。中央政府则想把学生们培养成受过教育的劳动者，这样好为人民服务。中央政府的目标最终实现了，但只是到了1959年武装冲突之后才实现的。

十年后的1965年，学校的第一批学生中，大多数人（但不是所有出身受压迫穷苦人家的学生）成了西藏第一批大学生，还有很多人成了革命干部。

那年我第二次去拉萨，发现学校有很大的变化。第一小学不再是拉萨唯一的学校。学校门口两边挂满了同全中国其他地区一样的标语：“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学校670名学生中3/4出身农奴、奴隶家庭。课程设置不再受封建思想的束缚。每周安排三次劳动、每次45分钟。一、二年级的学生打扫教室。三到六年级的学生上山砍柴，这些柴火他们带回去给家里用；另外他们还为残疾穷人打水做饭，以此作为服务人民的实践活动。偶尔，他们也做剧院的引座员或到街上当交通协管员。他们也轮流上工，帮助修建拉萨少年宫。

28名教师中藏族教师18人，汉族教师10人。课堂主要用藏语授课。学生从三年级开始学习汉语课。教师承担什么课程的教学任务不是由他们的出身决定，汉族老师只要合格可以教授藏语课，藏族老师同样也可教授汉语课。不同民族的老师互相学习对方的语言。管理上，有两名校长和两名教务长，藏族和汉族都有。教务长旦增赤列今年35岁，1952年他被噶厦政府分配过来教书，他拒绝参加叛乱。他以前是色拉寺的一名喇嘛，曾在布达拉僧官学校（孜仲）学习过。他也是老知识分子中进步的典范。他的妻子次仁多吉也是如此，她现在也是一名教师。作为一名藏医的女儿，她曾在家里接受过一些教育。1950年刚过，她就加入了社会主义教育统一战线，1956年她参加了拉萨的干部培训班。大批农奴、奴隶出身的教师进入学校工作的序幕刚刚拉开。

学校里依然不收学费。但较富裕家庭的孩子交一些书本费——前两个年级书本费5角，后两个年级攀升到6元（内地印刷的书本是免费发放的，这是中央政府的捐赠。但西藏本地印刷的书本是收费的，这是为了避免给自治区经济造成较大负担）。家里不宽裕的学生不仅可以免费领到书，每月还另有补助。最穷家庭的孩子每月能领到9元的补助，这基本上够他每月在家的伙食费。其他一些孩子每月5元，大概相当于他们半个月的伙食费。

又过了11年……

1976年，我们再到这所学校时正赶上课间休息。我们看到宽阔的操场上有似乎数不清的喧喧嚷嚷的孩子，他们在踢足球或腾空跃起抢篮球。这里现在已有1800名学生和55名教师，其中藏族学生1007名，藏族教师29名。教室数量比以前翻了一番。

汉族学生是新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