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章 人民学校为人民

在西藏，一种全新的教育机构就是人民小学。1965年，人民小学共有1596所，学生48,755人，多于56所公办小学的10,066名学生。

这些人民小学是1959年后才创办的。通常，人民小学只有一到四年级，学生上完前四年后且有更多的教师资源时，有望再增加一些学年。

1965年，我们在拉萨见到了一个相对较早的例子——德吉路人民小学。学校是在居委会的赞助下创办的，由家长、教师和当地干部联合组成的董事会共同管理。校长每年向董事会汇报两次教学和财政收支情况。按照自给自足和政府帮助的原则，学校每月收取学生0.5元的学费，对于家庭特别贫困的学生，学费降至每月0.1元。办公场所来自没收的叛乱分子财产，不花学校一分钱。学校的维护和保养依赖于教师、学生和家长三方。例如，木工男家长可以自愿去给学校修理课桌和黑板。学校不仅仅社区的孩子们用，晚上还供成人用——用作“扫盲班”的教室。

和公立学校一样，人民小学也是一开始用藏语授课，后来增加了汉语授课。除语言、算术和政治外，他们还学习美术、音乐和体育。一周两次劳动课：大一点的孩子会种庄稼、植树并帮助邻里做一些改善性的工作。

9名教师中多数是街道居民。4名有农奴、奴隶背景的年轻教师都是刚刚从拉萨市第一小学或其初中部毕业，其中年龄最大的21岁，另外三人都只有18岁。3名教师是昔日贵族和高僧的仆人或奴隶，解放后都参加了成人班学习。两名教师曾是穷喇嘛，其中包括29岁的校长，他们近年来才接受了些普通教育。所有教师都和公立小学保持着密切联系，经常会去那里参加教师会议，有时也会深入课堂听课学习。他们的工资每月20到27元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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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农村的人民学校，1965年我们记者组在朗杰农牧养殖联合区江雄村遇到了一个典型的案例。我们开着吉普车，沿着上山路蹒跚而行两小时才到达这个村庄。由于拉萨到山南的乡间公路坡度很大、岩石遍地，吉普车散热器里的水都已经沸腾了。在山峦重叠的深谷，有一座废弃的瞭望塔矗立在入口处。在这里，我们发现了西藏教育所采用的一些新方法——甚至是地广人稀地区的最边远地区也采用了这种方法。

1959年，在这个凹凸不平、岩石遍地的地方，130户人家中只有4户一年到头能吃饱，730名村民中只有9人识字。高文盲率源于他们的悲惨处境，也加剧了他们处境的悲惨。人们告诉我们，多年前，一位名叫朗吉的农奴向庄园主的管家多杰嘉措借了一点钱。管家识字，在借条上作假，管家所写的朗吉借的钱数远远多于朗吉实际借到的。由于有这“书面证据”，他们就拉朗吉的粮食、抓他的牛去偿还这所谓的债务，但这依然不够。根据以前所立的条款，违约者必须“用自己偿还债务”。就这样，朗吉就成了管家的家奴，他要用余生偿还所欠的债务。这样的案例在这里有很多。

1959年的民主改革结束了农奴主们征收苛捐杂税的历史。到1965年，村里的牛羊增加了一半。所有的家庭都不再缺吃少穿。村里137名适龄儿童都上了人民小学。其中60名已经能帮助他们父母所属的互助组记录工作和庄稼情况，或者给不识字的人读报。此外，每人还承担教授家庭主妇识字的任务。10名已经完成4年学业的学生已经是村里或区里的干部、老师或会计等。这一切都为这里的方方面面带来改变。而这一切也都是在地方努力下才实现的。我们问：“怎么做的？”

索南伦珠校长身材瘦小，看起来很严肃，他以前是个农奴，几年前才开始学习读书写字。他给了我们一个详细而又令人感动的回答。他说，在民主改革后的1959年，他们收获了属于自己的庄稼。这时，村里的穷人决定必须立即成立自己的学校。学校成立初期，上课都是在室外进行的，学生们都坐在“绿色的地毯”——露天草地上学习。在此期间，村民们用了26天修建了几个粉刷一新的教室，而且还将一片荒地开垦为学校的“自留地”。我们看到师生们在自留地里种粮食、土豆、菠菜、白菜和水果，这片地里所种的东西不仅足够学校教职员工的伙食，而且还能为离校较远的住校生提供口粮。

村里也在做其他方面的一些改进。由于缺乏劳力，如果教学时间不能和农业需要相适应，即使有了学校也不能保证学生的出勤率。因此，学校根据农活适当安排教学时间：晚秋和冬季的几个月，农活儿少，学校就上课；夏季，当庄稼需要看管时，隔天上课。播种和收获的季节根本不上课，因为此时田间正需要人手。

学习的课程有藏语文、算术、政治知识、体育和音乐——没有汉语文，因为没有老师懂得足够多的汉语知识。学校在特殊时间段将教学重点放在珠算上，因为工作队要计算粮食和工分。

算盘是学生自己用木框和陶珠制成的。墨水也是学生们自己制作的。他们那一张张光滑但薄厚不匀的书写纸很结实，正适合用墨水写字。在校门下面的池子里，孩子们将平铺了一层当地植物纸浆的筛子浸到水里面，纸浆压实后，他们就将压好的薄片拿到太阳下晾干。

我曾向他们讨要了一张纸带回家去。那张纸现在我依然保留着。对我来说，它是自力更生的革命法宝。无论相隔多年，无论相距多远，这张纸依然能将我带回那个海拔4300米的遥远山村，使我想起那个奇迹。

那张纸还将我带回1940年抗日战争时期受封锁的延安解放区。在那里，毛泽东认真关注一切具体细节，坚定认为，已经觉醒的贫苦人民有能力打败一切敌人、消除一切困难。该思想塑造出了很多模范原型，他们自给自足，乐观自信，重视细节。在边陲西藏的山谷里，我也遇到了不少这样的模范原型。他们的这种精神改变了整个中国和千千万万的人们。告别了欢快的师生和村民，我们踏上了离别的山路。在我们身后，落日之上，鲜艳的红旗高高飘扬。

这样的学校不仅在西藏的农区有，在牧区也有。在西藏北部的那曲有大片牧场，那里已经有60%的孩子接受过教育，比1965年西藏的平均数还要高出两倍。在那里和其他一些高原草场区县，如安多，还有一些流动学校。根据季节的不同，那些流动学校里的老师跟着牧群骑着马从一个牧场转往另一个牧场去授课，他们被称为“马背上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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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学校的传统在西藏还继续保留着。1980年改革开放后，为了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减轻人们的负担，区政府（自身受中央政府补贴）承担了支付所有学校费用的责任，不管学校是公社的、生产队的还是城里居委会的。

需要指出的是，在一些情况下，由于持续的负担，一些原本开办很好的学校后来渐渐衰落，甚至退出不办了。对个人和家庭来说，由于缺乏劳力（由于劳动力的数量直接关系到家庭的收入），一些年龄稍大的学生还未完成学业就被迫辍学，因此，很可能一个学校刚开学时学生都来上课，但后来还能坚持来的学生却不及开学时的一半。

政府在原有的基础上进一步为学校提供财政援助，给学生发放更多的补贴，为更多的学生提供住校的食宿来进一步减轻家庭的负担，以此作为稳定和改善西藏办学的部分补救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