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八章 发展中的西藏新文化事业

文化的更新总是和每个人的观点息息相关，本书从头至尾都会涉及西藏文化更新的相关内容。以下是一些具体领域文化更新的例子——出版业和广播、语言问题、戏剧和电影。



出版业和广播


西藏和中国其他地区一样，早于欧洲几百年就懂得使用印刷术。一千多年以来，佛教典籍和其他书籍都是用刻在硬木上的印版手工印制的，每一块硬木上刻有一整张的内容。有些刻得非常好，艺术效果非常明显。其他种类的著作，虽然也有明显的宗教气息，但也包含着丰富的古代文学印记。纯粹的世俗文学，包括报纸和期刊，直到1954年后才出版发行。[1]那年，首次（影印）出现了一周发行三次的新闻简报。具有重大意义的是，1954年，新修的公路竣工后，平版印刷机和铸造藏文模具的机器就运来了。培训学习使用这些设备的人后来成了西藏的第一批工人。1955年，单页的新闻简报扩展为印刷出版的期刊。

1965年，拉萨的《西藏日报》已经是一份制作精美编排考究的现代报纸，有4~6个版面。有汉语藏语两种版本，每种版本的都有自己的编辑和记者，登载西藏、全国和世界新闻以及对这些新闻的评论（两个版本内容有相同部分，但不完全相同）。在我们采访期间，《西藏日报》正在以整幅版面对新西藏各行各业的活动做为期一个月的连续报道，以此为自治区政府的正式成立做准备。《西藏日报》有拉萨及其分部员工采访的一手资料（山南、日喀则、那曲和阿里）。采编共有80人，有一半人员长期去外地采访，他们不仅在新铺的西藏公路上骑摩托车收集消息，必要时，还数天或数周骑马去尚未通公路的地方采访报道。

报纸是由上海制造的轮转印刷机印制的，1955年的平版印刷机改用来印刷零活。电传打印机日夜接收涌来的新闻。报社有图片实验室，还和北京有着无线电双向传输系统。

无论是从采编还是从技术层面上讲，《西藏日报》都是西藏新闻人才的一个培养基地。相对扩版和现代化而言更为重要的是其报道内容和报道方式的转变。1955—1959年，国内外新闻的报道方式在加速进步，《西藏日报》也收到了许多重要的信息，但它的覆盖面和观众非常有限。除了少数西藏干部外，订阅者和读者主要还是贵族。在那种情况下，报纸根本不能反映劳动人民的困境和斗争。即便如此，《西藏日报》还是遭到顽固的反动派的憎恶，报社所在地成了1959年叛乱者军事袭击的目标。直到叛乱平息，农奴们真正站起来后，《西藏日报》才真正不受限制地投身到为劳动人民服务中来。

1976年，藏语版的《西藏日报》发行量已经比创刊时增加了10倍，汉语版的增加了5倍。日发行量和1965年相比，情况如下：

表28-1 1965年、1976年藏语版、汉语版《西藏日报》日发行量对比

除了专业的采编人员外，《西藏日报》在全区内还有许多志愿通讯员。印刷设施也改善了不少，1965年起有了彩印。插图更加丰富、排版更有活力、发行更迅速，组织也更合理。作为对藏族人民的一种资助，每份藏语版报纸只售1分钱（相当于半美分），而汉语版的每份4分钱。

西藏也有了自己的无线广播工作网。1955年，西藏的广播还只限简短的有线广播（转播），公共喇叭只能安装在噶厦政府许可的地方。到了1965年，已经有了数小时的广播节目。除了收听转播外，许多藏族人民还有了自己的收音机。晶体管收音机使得即使在遥远的牧场人们也能收听到节目。

每天节目的结束曲是从拉萨播出的《国际歌》，听到此曲，人们知道，西藏不再是“世外之地”，而是处在革命后的新世界里。



语言


出版业和广播的出现加剧了语言领域的矛盾。古老的藏语在一些领域高度发达，但其发展却也受到落后西藏社会的束缚。不平等性根深蒂固：不同的称谓方式和不同的普通名词、动词、形容词和副词必须用在相应的下级、平级和上级级别上。任何违背这种规则的言辞都被看作是对别人的冒犯或侮辱，如果是下级这样做，往往会受到惩罚。

这样就出现了一个问题：藏语是应该扩充后去服务于人民和新的观念，还是继续保持原样不动，只用来表达那些与这种语言相适应的旧思想？顽固派支持后者，希望以此将所有的新内容排除在外。只要在报纸上或广播上出现流行的表达方式，他们就说这是“我们母语的退化”；当引入任何新的专业术语，尤其是革命性的词语时，他们还会说“你不能在藏语里使用那样的语言”。

保守思想和惯性思维也在起着作用，它们联合起来企图阻止革新的图谋也实在是拙劣。然而，广大人民群众却越来越欢迎那些听起来像普通话的大众表达方式，他们也欢迎在他们的语言里，有描述新生活或他们在其他地方接触过的信息的新词汇。是藏族人民，而不是汉族人民，动情地向我们讲述他们的语言需要增加新内容来跟上并为现实服务。

古佛经很早就被审慎翻译引入了西藏，世俗译作在旧西藏却无处可寻。然而在1951—1965年间（主要是1959—1965年间），西藏印刷出版了超过88.2万册新内容的图书。后期，大城市还建起了公共图书馆，学校、各机构、工厂和农场建起了规模相对较小的图书馆。《毛泽东选集》（到1965年，各版次累计发行6.4万册）的藏译本不仅在政治上很重要，对扩充藏语言本身也很重要。在西藏也出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根据日常需要，每天的新闻报道创造出了许多领域所需的专业术语，学者们已开始对这些术语进行分类。汉藏藏汉双语词典正在筹备之中，其定义了5万个词条，其中好多词条还是新出现的。[2]

1965—1975年间，西藏图书年均印刷量已经超过了过去15年的总和，共印制了1200万册图书和宣传册，售出1300万册（包括一些在区外印制的）。

有一个错误的说法值得反驳。约翰·霍普斯金大学教授爱德华·鲁瓦克在《评论》杂志中写道，他1976年去拉萨时，当权者提高了人们汉语的读写能力，但藏语能力并未提升……在拉萨一家特大书店里，只有汉语书，除了毛泽东语录的“小红本”外，再无其他藏语书籍。书店里没有藏语的书籍或记录，古老的藏语书面语仅限于墙上的宣传标语、经文和当地生产的火柴盒上。鲁瓦克的报道在1977年5月18日被伯纳德·列文引用在伦敦的《泰晤士报》上。

鲁瓦克先生和我们采访西藏的时间是同一时期，我不知道他去了哪里看到了什么。但我看到拉萨书店里有大量不同书名的藏文书籍，而且我还买了一些。其中有相当数量的一部分是学校的藏语文课本。前文已经谈到过，当地的藏文报纸每天发行成千上万份。也许鲁瓦克教授只是在那家书店汉语书的书架下停了下来，没有做进一步的调查。

虽然1976年时由于全中国范围内的极“左”路线的影响，藏语书籍报纸的出版发行受到一定的影响（汉语书的发行出版也受到影响），但这并不像鲁瓦克所说的那样——藏语已经灭亡，只限于在“小红本”、火柴盒或宣传标语中使用。



新时期新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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