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八章 发展中的西藏新文化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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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萨文化宫落成于1965年。我们在拉萨文化宫看到了从尼泊尔成功演出归来的自治区歌舞团的表演，该表演的名称叫《草原上的热巴》[3]，它集中体现了西藏戏剧业的巨大变化，主要讲述了昔日流浪艺人身份和社会地位的改变。这些流浪艺人以前像吉卜赛人一样漫无目的地游走在广袤的高原上。在路上，手无寸铁的他们经常遭到贵族或与这些贵族同行的恶棍的随意毒打或强奸。当要求他们表演时，热巴们只能立即接受命令，在贵族们无休止的聚会和野餐会上表演，因为这些贵族认为歌舞是“吃撑后的消化必需品”。然而热巴们在表演时却经常饥肠辘辘。如果贵族们觉得表演精彩，他们会向热巴们扔一些残羹冷炙。如果表演不好，热巴们的演出费就是一顿暴打。《草原上的热巴》开篇是：在深深的绝望里，一群穷苦的流浪者到了冰冷的山顶，他们中有一位妇女不得不扔掉孩子。节目的结尾是个圆满的结局：这群流浪者被人民解放军救下，人民解放军给了他们御寒的衣服，而且很尊重他们。虽然故事带有象征意义，但它的确是那个时期的现实。这一点不仅通过西藏主要时期热巴的存在得以展示，也通过剧团的一位男领导得到体现。这位领导，在西藏的新社会里，成了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

还有一群演员也受到同样的压迫。他们雪顿节（也叫酸奶节）期间在哲蚌寺表演伪宗教戏剧，每年定期在达赖喇嘛夏宫罗布林卡演出。他们是一些特定的农奴，大都来自日喀则，通常他们必须参演，以此作为他们“乌拉”或劳役的一部分。1955年，旧体制还未被推翻；扎西顿珠是一个剧团的团长，剧团有107名团员。他告诉我们采访队，他们从五岁起就开始训练，七八岁时开始表演。他们的演出通常是没有报酬的——只有一次除外，在扎西顿珠从艺31年的一次登台时，达赖喇嘛给了他们十袋谷子和一些银子，以此作为特别的施舍。因为达赖喇嘛看到了他们那憔悴而又面黄肌瘦的脸。这些剧目耗尽了演员的记忆力和体力。这些演员全都是文盲，他们通过不断重复口述来记忆三天演出的节目内容。那些戏曲由传说和不可或缺的宗教组成，最后以祈祷“为了世间的神——达赖喇嘛的到来和三大寺庙的建立”而告终。（谁说传统艺术不是宣传？）

也有纯粹的只在宗教仪式上表演的演员，如《驱邪舞》中的僧侣（曾常见于北京、内蒙古的喇嘛庙里）。最后，还有杂技演员，他们提供活人祭的场景现在还留在人们的记忆里。在人们的记忆中，每到新年，作为对后藏（今日喀则地区）某些建筑工人修建布达拉宫时所谓工作失误的惩罚，来自该地区的人们必须骑在从布达拉宫顶垂下的一根吊索上，从距街道几百米高的地方滑到地面。摔死，或由于绳子的摩擦而严重烧伤的事情时有发生。

1965年，西藏的表演艺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有五个自治区一级的演出公司（歌舞、藏戏、藏戏说唱和两类汉族戏剧公司），还有许多县市级的演出公司。有时候艺术家（包括才旦卓玛，以前是农奴，现在是闻名国内外的女高音歌唱家）在当地接受训练，有时候他们去北京上海的戏剧学院或音乐学院接受培训，有时候是两者结合。歌唱和舞蹈都来自于民间，又在其中加入新的内容。新多幕剧包括《农奴》（该剧后来改编为电影和戏剧）和《英雄城》（讲述的是1904年江孜藏族儿女英勇抵抗英国侵略者的故事）还有《血泪仇》（讲述的是封建压迫及其最后被革命推翻的故事）。

1965年，业余演员达1万人。剧团总体倾向于巡回演出，业余演员和专业演员相结合，采用乌兰牧骑的形式（这种形式起源于内蒙古自治区，蒙语意思为“红色文化队”）。新“流浪者”和老“热巴艺人”的区别在于两个社会——封建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之间的区别。乌兰牧骑的演员、歌手、舞蹈演员都是从自信的进步新青年中挑选的。由于每位艺术家都能赶马车或大篷车，或者具备其他的实际技能，他们带上装备和驮畜走村串巷、从一个牧场辗转另一个牧场。所有节目都能紧跟时代。除了演出已经准备好的节目外，每到一处他们还去听取新近发生的事情，将其即兴插入独幕剧或歌唱中。他们会将最受欢迎的新节目编写得更完善，以便将其纳入常规节目。这些节目往往很快就能在拉萨甚至北京上演。

1965年，在山南一个庆祝望果节（“盼望丰收”的节日）的集市上，我们看到一个文化队在演出。演员们早早就到了一片开阔的牧场，这是他们的演出场地。28名演员解开车上的绳子，让马儿在附近吃草。这些演员则熟练地搭起了帐篷。很快，数千名互助组的成员或步行或骑马，盛装打扮，扛着红色条幅前来一起庆贺节日。身着鲜艳服饰的人们从附近绿油油的小麦或青稞田里排着长队围拢过来。许多队伍还抬来毛泽东画像，画像周围还用红色的旗布装饰着。这时，年轻的演员们已经卸下了车上的设备，换下了路上所穿的工作服，换上了五彩的民族服装。三个地方的演出同时开始，每一个地方都被心存感激的观众紧紧地围住，前排的人坐着，后排的站着。扩音装置能将歌声和音乐传到很远。在人群的外围，我见到了新西藏经典的一幕。村里的小男孩们爬到一座古老的瞭望塔上，琢磨安装在那里的高音喇叭，而喇叭旁边紧挨着的是传统的经幡。从这不甚协调的一幕不难看出，什么正在向西藏走来，什么又将退出西藏的历史舞台。

一些演出队队员还经营着书摊，在最显眼的地方，他们摆上藏语版的毛泽东著作，这也是他们极力推荐的书。有些人还在附近办起了流动图片展，图片展示的是1934—1935年中国红军长征的内容。还有一些人在分发从医疗救助站里拿来的小偏方。几个人在露天的理发椅前挥动着理发器和剃刀。他们不仅吸引了顾客，也吸引了旁观者，因为这儿也在上演一出戏剧，尤其是一些牧民面容坚毅大步流星走过来平生第一次要求修理他们毡片一样的头发，或者是当一位农民决定剪掉他的辫子时。过去，农民们在干活儿时把头发绕头裹起来，但是在旧西藏的“上级”面前，他们必须把头发散开且留在前面（这是“尊敬”上级的一种标志，同时也方便“上级”打他们时有东西可抓）。集市上的气氛活泼愉悦。群众和艺术家之间的联系显而易见。

有一位剧团演员，起初身着落满尘土的工装，手里拿着马鞭，后来换上鲜艳的民族服装。我们认出了她，是我们特别熟悉的一位演员叫荣西。她今年18岁，以前是农奴，现在是个了不起的歌手，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我们在北京的全国少数民族业余歌手比赛上、拉萨的罗布林卡以及收音机和磁带上都听过她的歌声。现在，她在故乡的土地上、和故乡的人们在一起，我们以前从未见过她唱得像今天这么好。

一天即将结束的时候，剧团的导演达瓦告诉我们剧团有丰富多彩的活动：不仅有我们观看过的演出，还有公众阅读、时事政治展览和电影幻灯放映等，这些活动对村民的农业劳动及工具修理等都很有帮助。（一些艺术家以前就是木匠或铁匠，另外一些也有某种专门技术。）达瓦说，在他们离开拉萨的两个月里，他们已经进行了37场现场表演，放映了23部影片，观众共计5.7万人。他们演出的节目也在不停更换——因为除了演出，他们还教授当地业余演员如何表演，他们自己也会发现一些新的歌曲和新的主题。“新人新事”节目内容不断更新，已经增加了几个山南的事例——其中一个讲的是克松庄园里青年人的故事；另一个是在赞扬一位乡村教师的优秀事迹；第三个是根据当地一位老村民的真实经历而创作的“格桑一家”，剧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