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八章 发展中的西藏新文化事业

藏已经有了几支专业的合奏队和管弦乐队。乐器有汉族的、藏族的，还有西洋的（管弦乐器，包括钢琴），它们或合奏或独奏。每一种乐器都有优秀的独奏者，他们中90%都是藏族人。主要乐队或剧团的成员都在北京、上海或成都的音乐学院接受过培训。[5]地方演出单位也有他们自己的学习班。在不改变其独特旋律特色的情况下，为提高音阈和音量，藏族的传统乐器也做了适当的革新。

常留柱还告诉我们：“我们的现代化培训不能一直依靠区外省份。”当时，拉萨正在筹建一所包括音乐在内的艺术学院，因为这里离生源和藏族生活更近。“文化干部的数量还是远远不够。一两年前看起来似乎人数还够，但今天又有缺口了。”

戏剧方面，排演付出心血最多的就是由退伍剧作家田汉编写的《文成公主》（不同于同一主题的旧戏剧）。1960年开年，由藏族演员组成的演出阵容就表演了该剧，但后来江青称霸文艺，该剧被打入冷宫，创作者也受到不公的待遇。现在，该剧又重新活跃起来。1970年末，还出现了一些新的剧作，如以描写农奴反抗为主题的《无权出生》。1981年到1982年，大型历史剧《松赞干布》在区内和中国其他省份上演，演职人员几乎全为藏族人。该剧没有涉及过去几十年流行的主题——西藏的统一之王和汉族公主的婚姻故事，而是涉及松赞干布早期执政时如何提高藏语书写水平，以及他如何于公元633—636年引入第一部藏族法典的故事。

也许第一部用藏语表演的世界戏剧名著就是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1981年4月，上海戏剧学院的藏族学生在上海表演了该剧。后来他们又把该剧搬到拉萨的舞台。[6]

西藏有了电视，而且天天都有，这使得人们更加重视使用地方语言编写和制作电视剧及纪录片。有一些节目还在全中国重播，尤其是1982年全国该类艺术创作竞赛期间，当时全国各地都选送作品参赛。

从1965年起，拉萨增加了两座新影院，均可容纳1千名观众。泽当是山南地区的中心，人口仅有7000，但我们在那里看到了一座能容纳1500名观众的电影院，平时影院也用作会议室和集会地点。许多机关、工厂、学校和部队单位都有了放映设备，这些单位在自己的礼堂播放电影，也经常对普通民众开放。

在乡村，尤其是在牧区，人们经常会走很长的路去看电影。他们经常贪婪地坐下来，一口气看完两三个故事片，还要外加一部或多部纪录片或新闻影片。

在公社，一个明显的趋势就是从公社年轻男女中挑出人选，培养“赤脚”放映员。这使得许多公社不需要再依靠专业放映人员。

新影片空运而来，通常是在拉萨和北京两地同时上映。译制成藏语的影片越来越多，区内建起一个特别的制片厂，该厂带有能重新发行影片的制片工厂。正在建设的还有一个纪录片制片室。

1976年，电视节目在西藏首次试播。未来西藏电视台的全体职员包括摄影师和编辑将全部由北京的中央电视台培训。

藏族歌手以前大多数是农奴和奴隶，但现在受到了全中国人民的赞扬，有一些是国际上也知名的。才旦卓玛[7]是一位长期活跃在中国的舞台、广播和电视上，深受人们喜爱的藏族歌手，20世纪70年代曾赴尼泊尔、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和北欧国家演出。她一直和区内劳动人民及他们的生活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我们1976年在拉萨遇到她时，她刚从为期数月的农牧区演出归来。此外，一批优秀的青年歌手也涌现出来，有些才20来岁。

西藏的艺术团，无论专业还是业余，极具天赋的劳动人民都是它们不竭的人才之源。有一次，我们从拉萨的一个演唱会回来，宾馆服务员和我们进行了一个小时的即兴联欢。服务员多是来自农村的年轻人，他们一个接一个地给我们表演着刚才专业演员表演的歌舞节目，还有其他节目片段。他们的超强乐感和优雅台风能为许多舞台增光添彩。就是这些人才，在众多的业余艺术团中，安排有序，深受欢迎。

我们见到堆龙德庆县的一个演出队在刚刚建成的露天舞台上表演，演出队成员大部分来自东嘎公社。他们的热情极具感染力，他们的专业程度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像许多演出队一样，他们自己也填词谱曲。两年前，在北京的全国业余演出会上，他们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注意。周总理请他们在首都多留些日子多表演几场，他们不仅在剧院和工厂表演，在国庆节当天还在公园表演。

我们发现，多数演出队还是从草根中招募队员的。业余演员和专业演员间一直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一位著名的专业演员告诉我们：“他们也许能从我们这里学习到舞台技巧，但我们也不能停止向他们学习，尤其是学习他们能及时了解到劳动人民的所感所想，这一点是我们所不具备的。我们看到他们在家乡的土地上表演，我们从那儿获取灵感，再用我们的一些经验传递出去。他们经常来看我们，寻求建议，借用乐器和道具。”

西藏现在也开始培养专业的谱曲、编舞、剧作和歌曲创作者，他们也大都是业余出身。

1979年5—6月，西藏第四届大众戏剧演出会在拉萨召开。天宝、巴桑和热地及其他领导人到会并讲话。演出共有60个大节目，161个小节目，吸引了6.7万名观众。许多以前“四人帮”尽力遏制的表演形式又出现了。还有一些是人们新近发掘的表演形式，它们在这里首次登台演出。

结果正如一篇总结报告所说：“百花再次绽放。”



著作和出版


西藏新老文学作品的创作和出版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大幅增加。

最引人注目的是出现了一批反映当代主题的原创作品，如益西单增的《幸存的人》，降边嘉措的《幸福》（也叫《格桑梅朵》），现代藏族诗人饶介巴桑和他人合著的《草原集》（诗集）。

《西藏文学》是季刊，以前是汉语版的，内容主要包括区内各民族作家创作的作品，作品都和西藏有关，现在有了藏语版（以前没这样做，这反映了当时形势的异常）。

受到热烈追捧的是再版的藏族经典著作，包括11世纪米拉日巴的诗集和年轻的六世达赖喇嘛（1683—1706年）的爱情诗。有着800年历史的编年史诗《格萨尔王》大量加印，同名的舞台版作品前文已经提过。1979—1980年，14卷藏语版的《格萨尔王》在西藏、甘肃、青海和四川省的藏语出版社出版发行了近100万册。另外一个较大型版本的前两卷发行量也是如此。那个大型版本将有30卷，其以早期的书面版本为基础，还将加入一些从磁带上记下来的新材料，这些磁带录制的是人们根据记忆叙说的一些有关格萨尔王的故事。再版发行的还有《诺桑王传》和《青年达美的故事》。

为了研究几个世纪以前的档案资料，西藏自治区建立了专门的研究所，该所无疑会出版一些专业领域的书籍和资料。研究的档案有拉萨布达拉宫、日喀则扎什伦布寺及其他地方珍藏的历史、宗教和科学资料。众多发现中最著名的就是已成体系的西藏和中国其他省份关系的文献，以及有关外国入侵西藏的记载，还有关于西藏过去30次地震记录，100年前交给达赖喇嘛的一份关于藏文起源和发展的重要报告，还有其他众多领域的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