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八章 发展中的西藏新文化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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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和1982年的冬天，西藏社会科学院筹备委员会发行了季刊《西藏研究》。该刊由经验丰富的教育工作者多杰才旦主编，有汉藏语两种版本。早期的文章有：分析史诗《格萨尔王》里的故事和吐蕃王国（7到9世纪）真实事件之间的联系；已考证了的松赞干布王的年谱，其指出，松赞干布出生于公元568年，他和唐文成公主成亲在641年，因此他们联姻时松赞干布已经年纪不小了，而不是像传统上所说的他是在年轻时迎娶的文成公主；运用现代统计和目的陈述，对宋代（10到13世纪）汉藏茶马互市的充分研究。吐蕃（西藏）一名的起源得到追溯；研究西藏历史的数几百部汉语文献列出的参考文献可跨越1200多年，其中最重要的一篇文章谈的是西藏文献所收集的同一时期西藏频繁地震的数据（已被引用8万余次）。因为西藏地质研究的重要性，该文和现今有着重要的联系，目前已经有了一整本有关该主题的书。现代主题包括农业及在藏南养殖牲畜的问题。

《西藏研究》的一则编者简报强调，在“四人帮”时期古西藏研究被冠以“复辟”，这是错误的，这样的事情不会再发生。民族平等可以从汉藏两个民族间看出来，他们同为伟大的民族，互相平等。区内的研究资源如此丰富，西藏研究的活力使得为期100年的非正常的研究状态早早画上一个句号。在那100年间里，有关西藏的研究都是在国外进行，而不是在西藏和中国其他省份进行。现今，西藏研究的活力在无限丰富着整个研究领域。

各种教科书和手册的出版也增加了。农业上常用的传统藏历年历现在也已更新，而且每年都会发行。

1981年，自治区藏语出版物创下了新的纪录，藏语新书已经达30种（1980年数量为12种）。同年，自治区售出了200多万册藏语书（120种不同的书）。

数量同样增长的还有汉语和欧洲语言著作的藏文翻译。欧洲语言著作的藏文翻译数量虽然依旧不多，但已远远超过过去任何时期的数量。藏文译作有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文学选集及科技书目等。

对藏语写作、采访和出版帮助最大的是《西藏日报》翻译王世镇在1975年发明的藏文打印机。这台有着46个键的台式模型机，在上海打印机厂的帮助下得以调试使用，比以前用过的机器要简单和方便得多。

所有这些发展都是“四人帮”倒台后藏语书籍及资料出版发行复苏繁荣的表现，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藏族人民丰富文化需求得以满足的开始。



绘画和造型艺术


在绘画和造型艺术上，西藏有专门创作民族风格艺术的老画家和老雕塑家，他们以前主要从事的是宗教艺术创作。现在也有年轻人加入到这些老画家和老雕塑家的行列中去。

在拉萨的西藏革命展览馆中，大型群雕“农奴愤”独自占了一座大厅。在国内，它和四川的“收租院”一样有名、一样有影响力，其摄影复制品在国外也很知名。全国各地的雕塑家都齐聚拉萨来参与这个群雕的创作。同样让人难忘的一组雕塑，根据“作品应和古西藏的雕像艺术联系更紧密”的观点是由色拉寺以前的穷喇嘛手工艺人创作的，其记录了色拉寺昔日的斗争。

在拉萨市中心的古朗孜厦监狱和酷刑室，醒目的人物群像和各种酷刑展示着藏族人民过去的真实生活。我们1976年见到当地许多历史展览馆都有它们自己的塑像展。其中阿玛公社附近赞金寺庙里的一个展览就以粗犷的风格和强烈的冲击力闻名。哲蚌寺的一位老喇嘛画家，正在用传统宗教壁画中的写实技术来描绘今天僧侣们的生活。

今天，随着十年前那些限制的放宽，古老的绘画和造型艺术也开始复苏了。有一些是西藏独有的，如唐卡和酥油花。



交流和相互影响


西藏和中国其他地区的艺术交流非常广泛，不仅在建筑和宫廷绘画（古西藏主要是宗教类）上相互交流，在流行艺术上也互通有无。闻名世界的甘肃敦煌唐代壁画上就有活灵活现的藏族舞者，那些藏族舞者的形象在当时的中国已经非常有名。

17世纪，五世达赖喇嘛前去北京，他的随从将汉族和一些少数民族的舞蹈和旋律带回西藏，虽然这些艺术现今已同藏族的艺术融合在一起，但还是能辨识出来它们不是西藏本土的东西。

影响是相互的，今天更是如此。

关于此联系值得注意的是，1979年11月闭幕的第四届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对中国不同民族文化的发展和相互影响做出初步探索。由周扬所做的主旨发言内容如下：

我国各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占我国幅员60%左右，他们世世代代在这辽阔的土地上生息，有各自悠久的文化和历史传统，都为发展我国的文化做出了各自的巨大贡献。今天，我们要进一步积极发展各兄弟民族的文化艺术，加强各兄弟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

这就包括：用科学的方法记录、整理各种优秀的口头文学作品，使它们得以继续保存和流传。要重建和发展各少数民族文学艺术的表演团体和研究机构。要重视和培养兄弟民族的文学艺术人才。我们要特别注意发扬各兄弟民族自己的文艺特色，而绝不应该简单地用一个民族的东西来代替另一个民族的文化艺术……

1980—1982年有大量的工作在该精神的指引下完成。

注释：

[1]清朝末年，在政府的赞助下，拉萨曾发行过一段时间报纸，但持续时间极为短暂。

[2]词典编撰后来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爆发而延迟。“文化大革命”后，才又开始着手这一项目。来自西藏、四川、甘肃和青海的编辑和翻译在成都召开研讨会后，编撰了一部有6万词条的综合古典词典，其目的是“帮助藏族人民学习历史、文化和语言，并促进汉藏民族间的交流。”（新华社，成都报道，1978年6月28日）。

[3][译者注]原著为New Life for the Pal-pa，但经译者考证应为《热巴的新生活》。

[4]在周恩来总理逝世及其逝世一周年的纪念性文章中，有藏族艺术家所撰写的感人篇章。无论那些藏族艺术家什么时候来北京，周总理都特别重视观看他们的演出，和他们交谈并给他们鼓励。著名歌唱家才旦卓玛回忆了已故总理将她介绍给毛主席时的情形；以及她在首都生病后周总理一再询问她病情的事情；还有1975年，当总理自己已经癌症晚期时还向她捎话，说看到她在电视上唱歌、听到她的嗓音依然很好时他有多高兴。

[5]音乐和其他艺术课分给了各地的民族研究所和拉萨师范学院。然而，拉萨师范学院主要为普通学校培养教师而不是培养演员。

[6]据新华社1981年4月25日报道，伦敦市长和英国皇家莎士比亚剧院主管肯尼斯·克拉克在上海观看了藏族人民第一次演出的莎士比亚戏剧并给予了高度赞扬。

[7]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一名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