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章 促进民族发展的医疗卫生事业

西藏医疗事业的发展是显著的，其不仅局限于医疗方面。

西藏医疗事业的发展是和革命联系在一起的。20世纪50年代早期，共产党员和人民解放军克服了旧统治阶级的阻挠，免费为所有农奴、奴隶看病，这是他们同农奴、奴隶之间第一次面对面的交流。共产党员和人民解放军的这种做法不仅治愈了农奴身体上的伤痛，更为重要的是打开了他们的心灵之窗。

西藏医疗事业的发展也是一个民族生命本义的重生。封建神权统治下的西藏，人口从1795年的200万下降到1959年的87万[1]，160年间下降了3/5。但后来在17年内，西藏的人口又增加了1/4。坦率地说，如果没有和平解放，许多现在活着的人早就不在人世了，或者根本没有机会出生。这就是逃到国外的西藏贵族和外国支持势力、喉舌所说的“种族灭绝”！事实上，那是中国一个行将消失民族的重新复苏。

最后，西藏医疗事业的发展也包括两个持续的转变。第一，医疗服务之前几乎完全缺失，现在全体西藏人民已普遍可享受到医疗服务。第二，医疗救助最初全部来自区外，现在卫生保健体系以区内为主。

旧的封建政权下，几乎从未听过有受过现代教育的藏族医生。如今，越来越多的医生都是大学生，而且护士、化验师和辅助医疗人员（“赤脚医生”）几乎全都是藏族人。

西藏并非没有自己本土的医疗传统。相反，西藏有丰富的藏医传统，至少有1300年的历史。西藏传统医学和汉族、印度的传统医学紧密相关，但它也有自己显著的特征。[2]

由于西藏沿袭特殊的丧葬习俗天葬，而天葬要肢解尸身，所以早在8世纪人们对骨头、肌肉和人体器官就有了非常准确的解剖认识。人们还熟知主神经（那时叫作“白色的脉搏”）的位置，以及它们和大脑的联系及神经损伤后对肢体的影响。动脉和静脉血管那时也已经能清楚区分开来了。怀孕期被明确定为38周。人类胚胎，根据不同的成长阶段分别被命名为“鱼”、“龟”和“小猪”。这表明人类胚胎在不同时间段的进化过程——从鱼进化为爬行类动物再进化为哺乳动物。

包括仔细诊脉在内的诊断技术与传统中医诊断手法非常相似。藏医也会仔细观察患者的舌头，查看舌苔、舌头的颜色和湿度等。他们还会通过患者晨尿的气味和味道来为患者检查，将患者尿液盛在碗里观察它的颜色、气泡、漂浮物和残渣，也通过加沉淀剂和催化剂来观察尿液的反应，以此诊断病情。

到8世纪时，治疗手段有放血、灌肠、热敷和冷敷、针灸引流、针刺去除白内障、插导管、药浴和蒸气浴、在身体的腔洞放药、推油。酥油用来检查是否出血，而“羌”（藏族的青稞酒）用来清创。藏医对治疗高原常见病——风湿和中风引起的偏瘫，效果非常显著。

药学方面，8世纪由云登贡布编著的《四部医典》[3]记录了1000种药用植物、动物和矿物。其中，有些是从中医引进的，这一部分药材和中医里的名称几乎完全一样；还有一些是高原独有的，这部分药材受到了中医、蒙医和印度医师的高度赞扬。古老的藏医典籍不断被扩版修订，不断增加新的内容。到了1840年，它已收录条目2294条。[4]

西藏古代的病理学像其他地方一样有猜想和蒙昧的成分，但也有许多有价值的认识和见解。西藏古代的病理学认为皮肤炭疽和内脏炭疽是同一种病，其症状得到描述，其致病原因被认为是接触了感染此病的动物或食用了它们的肉。在以风干肉为常见食品的牧区，认识到这一点无疑是非常重要的。西藏古代的病理学还认识到婴幼儿先天性的疾病是由于孕母自身携带病原或营养不良。同时也注意到饮用水的卫生问题：雨水是最纯净的，雪水可以饮用，但森林里的溪流水苦咸，是非常危险的。在这样的一些问题上，西藏古医药推断的结论几个世纪以来都没有传到其他地方。

也许医学教学在其早期的历史上有着无与伦比的特点——使用详细的彩色挂图来教学，到17世纪，这些挂图已经成体系，共有79套。它们不仅呈现出了人体的解剖图，还提供了多种病症的病因、诊断、治疗和预防知识；还提供出针灸的位置、药材原料、药剂的准备和剂量。有趣的是，医学美术家登尺诺布对17世纪这些解剖图的最终版本及以前一些神药妙方中不准确的地方提出质疑，并加以修正，如：他纠正了以前人们认为心脏是“统领器官”而且处于身体中心的错误认识。他坚持在挂图中画他自己亲眼所见的各个器官的位置，而不管圣书上是怎么写的。

尽管藏医学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知识，但是在解放前，90%的藏族人是没有治疗疾病的希望的。其原因就在于当时的社会制度，因为这90%的人都是农奴，而且他们都极度贫困。

两所传统藏医学研究机构：药王山上的药王庙和门孜康，也叫西藏藏医院和天文历算研究所（后文对此会有详述），它们都只满足上层神职人员、贵族、官员和旧西藏军队的需求。在旧拉萨城里，只有极少数人有机会得到唯一的现代医疗技术——英国（后为印度）专员办公室诊疗所——的治疗。平民百姓患病后，等待他们的只有喇嘛和巫师，喇嘛和巫师通过祈祷和驱魔来为他们治病，通常还会收取惊人的费用。最珍贵最值钱的“药品”就是达赖喇嘛的一点点粪便或尿液。

传染病肆虐整个藏区，最恐怖的要算天花了，它已夺去几千人的性命。1794年，乾隆皇帝下令给西藏一种早期的疫苗。该措施实施时间不久就已经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后来一块雕刻着乾隆这道命令的石碑被立起，其被敬为“预防瘟疫保护婴儿纪念碑”，人们甚至认为这块石碑本身也具有医疗功能。一个半世纪以来，人们一直从这块石碑上凿下粉末，将其当药用。这块笔直的厚石板，现在还矗立在大昭寺前，上面的铭文已经模糊不清。

1927年一年间，天花就夺去了拉萨7000人的生命，每家至少有一人死于该病。1951年，在距拉萨不远的邦堆公社，人们告诉我们，那里的100多户人家里共有61人死于天花。

在旧西藏，梅毒和各种寄生传染病呈地方性特征。

在旧西藏，分娩经常意味着母婴双亡。其中一个原因是，人们认为在房间内分娩会“污染”房间。因此，农奴、奴隶妇女常在马厩、牛棚、羊圈甚至是公共厕所里生孩子。

虽然西藏传统医学在预防疾病方面有一些好的观念和思想，但是穷人——那里的大多数人——的卫生状况依然十分恶劣。这在把他们看作是次等公民的社会里是不可避免的。1955年，在拉萨街道和公共场所，包括庄严肃穆的布达拉宫前，到处是坑坑洼洼的污水池和散落的粪便。

在控制传染病方面，虽然有一些正确的观念，如隔离等，但这对于农奴们来说，依然是场噩梦。30多岁的强巴向我们讲了他童年的经历。他以前是林周县的农奴，现在这个地方已经变成了一片现代化的农场。他说，他们村子的人感染了天花后，宗里的官员就将那些病人赶往一处荒芜的峡谷。为了照顾生病的弟弟，强巴自己也去了。他发现许多人已经死去了，有些是因病，有些是因为饥饿和寒冷。弟弟死后，强巴因为是疑似天花携带者被不允许回村。无奈，他只好去流浪，过着无家可归的生活，直到民主解放后才返回家乡。而富人染病却只需要从他们的一处庄园搬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