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章 促进民族发展的医疗卫生事业

另一处，只要他们认为自己已经康复，随时可以回去。

强巴的故事在旧西藏很有代表性。卓嘎的故事则说明了西藏今天的生活。1943年卓嘎出生，但一生下来就是奴隶。而今，她是第一位奴隶出身的现代医生。1976年，34岁的她成了自治区卫生厅副厅长。

卓嘎告诉我们，她阿妈刚刚生下她就被主人——泽当一个庄园里的管家——赶去干活儿，结果因大出血而去世了。从很小起，卓嘎就被迫为主人全家背水、当保姆、洗尿布、打扫房子和马厩。晚上，她就睡在马厩里。

1954年，解放军来到泽当，年仅11岁的卓嘎跑去求救。人民解放军先将她收留下来，让她干一些零活儿。后来部队医院把她当成实习护士来教她学习。

1956年，中央政府给了当地的上层人士更多的时间，让他们下定改革的决心。这暂时延缓了西藏民主改革的时间。卓嘎像许多渴求知识的藏族年轻人一样被送往汉族地区学习。她在甘肃省兰州市西北民族学院产科专业学习，并加入了中国共青团。

1963年，她回到拉萨，这时西藏的民主改革已基本结束，她被分配到自治区卫生局。1966年，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她去了日喀则附近的一个村子，在那里帮助村民成立公社并行医治病。1970年，她再次返回拉萨，担任卫生局高级领导。1975年，作为中国代表，她在日内瓦召开的世界卫生组织大会上发言。

西藏新的医疗服务网正在稳步建立。

1951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来到西藏。遵照毛泽东的指示，他们开始为全体藏族人民提供免费医疗服务。[5]部队到来后建立起地方医疗队和医院，同时开始培养藏族人才。1965年，西藏的医疗单位（医院、诊所和流动医疗队）已达196个，有医护人员2090名。以前常见的天花、性病和黑死病都已得到控制。

10年后，医疗设备和人员的数量进一步增长。农村的增加量尤为显著，如下表：

表29-1 西藏1965年、1975年医疗服务量对比

*带星号的是1976年的数据。

1976年，专业医护人员（医生、医疗助理、护士、实验员和X光技师）中藏族人有1300名。另有1000多名人员正在拉萨和地区的九所中等医疗培训学校接受培训。

1950年至1960年间，很多藏族学生从内地省份的医学院顺利毕业，他们中一些人现在已经获得了高级专业职称，如自治区医院的外科主任医生。在新兴的工业和大学城林芝，一所西藏自己的医学院也正在兴建中。[6]（1979年，新华社一则未引用详细数据的报道称，自1959年民主改革以来，西藏医疗设施的数量增加了16倍，人员增加了19倍，病床增加了23倍。1980年，新华社的另一则报道称，藏族医生的数目是3500人左右，还有1000多名医学本科生正在北京、上海和其他内地城市上学。）

另一个新特征就是农牧区公社里有大量的“赤脚医生”。他们都是当地的年轻人，他们给人看病没有工资，也不脱离生产劳动。通常他们一年在田间劳动200天左右，这时，他们像其他农牧民一样挣工分；他们被派出看病或参加培训时会被追加工分。卓嘎医生说：“他们手上长茧，脚上挂泥，肩上背着急救箱，心中装着劳动人民的需求。”

部队和县镇的流动医疗队还在巡回出诊，但现在他们主要致力于处理较复杂的病症和培养“赤脚医生”。[7]小伤小病这些，“赤脚医生”就处理了。

越来越多的地方已经开始定期进行体检并对体检的结果做记录。妇女分娩时能得到受过培训的接生人员的帮助。甲状腺肿大是西藏的常见病，其现在也因向大众分发碘盐而得到预防。“赤脚医生”作为公共医疗卫生人员，其数量也在翻番。他们教育并组织大家保持公共卫生，包括公共厕所和水井的卫生，确保人畜用水分开，并帮助大家改进火炉（旧西藏农村住房没有烟囱，屋子里的烟经常出不去，这导致眼病和呼吸道疾病的发生）。他们也给学校和幼儿园讲解健康知识并给孩子们接种预防疾病的疫苗。

总之，西藏正在实行“预防为主”这一全国性的健康政策。

各个层面上都在执行将现代医疗和本土技术结合起来的政策。这也为本土的医疗技术带来新生，其受益者也从一小部分人扩大到许多人。在那曲牧区，藏药（其处理办法在许多情况下已经过现代研究改进，有时候采用注射的办法而不再用口服治疗）占整个处方的60%。

1976年，中国农村合作医疗社的一种有趣变体在西藏出现。西藏实行免费医疗，人们不需要支付入社费。但这种合作医疗以其他方式实行群众自助医疗的政策。当地诊所由农牧民委员会管理。国家提供西药，传统草药则由合作医疗机构自己收集并准备。

自治区医院和地区医院的数量在不断增加，它们是整个医疗系统的总部和后方基地。

西藏的第一所医院——西藏自治区医院——成立于1952年。当时它叫作拉萨人民诊所，有医护人员60名，床位50张。

这个诊所的历史和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有着密切的联系。人员、药剂、手术室、X射线和实验设备都是在北京事先准备好，然后随部队一起进驻西藏的。一路上，部队边前行边为人民诊治。由于公路尚未修通，医务工作者步行了数千公里，他们的物资由驮畜队运送（在青海沿线有支驼队，该队有100只骆驼）。1953年，国家卫生部再次派出增援医疗队。1954年公路修通后，卡车为西藏运入了更多更重的设备。1955年我第一次去那里采访时，医院已有医务人员90名（另外还有60名其他工作人员和工人），床位100张。日喀则、昌都也建起了小型的医院，在部队的援助下，樟木也建起了小医院。

如今，扩容了数倍后，自治区医院已经成为拉萨五大主要医院之一。其余的分别是工人医院、藏医医院、部队总医院和拉萨市医院。

虽然有免费治疗、免费住院政策，甚至给住院病人提供免费用餐，但一开始却没人来医院看病。心怀不轨的贵族和僧侣四处散布谣言：“汉人的药将会迷惑你们的心智，”他们还说，“汉人将会放你们的血喝。”“现在给你们治疗是免费的，但是随后他们会让你们偿还的。”有时候这些贵族和僧侣还会殴打那些寻求治疗的藏族人。藏族人民的精神枷锁如此沉重，以至于给住院的病人灭虱都是问题——许多人认为“杀死那些虫子是有罪的”。人们慢慢理性起来，这是因为人们看到，生病的大贵族和大喇嘛们在祈祷和当地治疗手段都不管用的情况下，也去医院就医而且在出院时已康复。

受压迫的藏族穷苦人民在思想上有了显著转变，这可以通过早期一个肺结核病人的事例来说明。这位病人去自治区医院看病，由于肺部有大量积液，他痛苦不堪。当医生要为他抽掉积液时，他予以拒绝并回家去了，因为“穿刺身体是有罪的”。后来，当他再被送往医院时已经奄奄一息。在抽掉腹水并用了青霉素后，他很快康复了。“是你们让我起死回生，”他说，“我的命是医院给的，我要永远在这儿干活。”医院费了好大劲才说服他离开。这就是他态度上的巨大转变：反动贵族和高级僧侣希望现代医学为他们自身服务，但又设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