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章 西藏的宗教与政治

古时候的联系


长久以来西藏和宗教这两者似乎是同义词，其原因就在于宗教的政治角色。这一点不只是西藏独有的：中国的皇帝被称作天子；中世纪的欧洲有神圣罗马帝国，但其“既不神圣、也不是罗马的、更不是帝国”——马克思曾经这样嘲讽；西班牙的国王是圣天主教陛下；英国的君主是“托天之佑”来统治国家的，而且还被冠以信仰护卫者的美誉；美国的资本主义中看不到任何封建主义的影子，但“我们信仰上帝”的箴言出现在所有的货币上。

解放前的西藏的宗教，以20世纪甚至以中世纪的标准来看，其扮演的角色多得惊人。西藏解放前的宗教主要代表是达赖喇嘛，其也是世俗的统治者。这个身份同欧洲封建时期的教皇一样，如果教皇们在同国王长达数世纪的争斗中取得决定性胜利，他们就变成了世俗的领导者。但那时的西藏是宗教凌驾于政治之上而不是政治凌驾于宗教之上的吗？这样的假设将把次要的形式和首要的内容混淆起来。处于首要地位的还是政治。

西藏的神职统治者（比世俗统治者要早好多年）是13世纪时由中国封建皇帝任命的，封建皇帝将该任命作为管理地方的一种方便形式。西藏神职统治者的转世灵童后来通过掣签确定的，签子放在乾隆皇帝（1736—1796年在位）赠送的一个金瓶中来掣签。在西藏区内，六世、八世、十一世和十二世达赖喇嘛均在成年前后不久被谋杀，通常是被摄政者或者是被将其视作政治障碍的地方当权者所杀。但是整个达赖体制很适合封建农奴主统治。因此，这种体制一直持续着，而转世灵童只是一种统治工具。政治在这里显然也占主导地位。

为什么政治自身不能履行自己的职责呢？为什么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宗教一再成为政治的侍从？历史上有一种解释：宗教是一种意识形态，它试图解释那些人们当前知识水平无法合理解释的自然现象（后来宗教阻止人们去寻找那些现象的成因，所有试图这样做的人都被贴上亵渎神灵的标签）。从社会力量层面来看，一个阶层剥削另一个阶层时，前者所采用的“荒谬的信仰”的剥削方式是被后者认可的。这种荒谬的信仰提出一种政治谬见从而阻止被统治者质疑和反抗。君主制是专制的吗？统治者被称为神所确立的，违抗统治者不仅意味着叛国而且是亵渎神灵。如果统治者异常残暴，可怜的臣民就通过这样的思想来安慰自己：死后，当自己在天堂晒太阳时，那些统治者在地狱遭受着地狱之火的炙烤；或者，就像喇嘛教里说的那样，压迫人民的统治者死后会托生成一只虫子，而臣民则会成为王。但这些观念都有一个预定的前提条件，那就是现世里，臣民不得反叛，而要心甘情愿承受各种束缚。

历史上，当一种新的制度及一个新的统治阶级夺权时，它们不仅会去争夺神权委任而且会去争夺世俗的掌权方式。如果旧的信仰并不奏效，它们会建立一套新的信仰体系——如欧洲的改革一样，当时新兴的资产阶级正在挑战封建主义。在今天的这些新教者眼里，长久以来都是封建主义上层建筑的天主教现在变成了“巴比伦的娼妓”。但是资本主义站稳脚跟后，为了保卫新政，其革命信仰也变得保守起来。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西藏的发展几近相似。喇嘛教近几个世纪的统治形式——格鲁教派（也叫作黄教）是15世纪创立的，其最初是针对早期僧侣滥权而进行的一场纯粹、严守戒律的变革尝试。但是后来，在发达的封建主义社会，当掌握大权后，其变成了所有统治阶级压迫和虐待人民的中坚力量。日本的佛教信徒河口慧海20世纪初曾在西藏生活过一段时间，他将那里政教间的联系写进书里：对于等级政府来说，“神圣的宗教经常是其迫害对其感到不快的人们的正当理由，而当其做了任何错事后，其也会在同样神圣的名义下寻求庇护。”（《西藏三年》，1909年，第493页）

剥削制度需要编织有关这个世界的神话，而且不仅限于某一个神话。封建主义社会里各个阶级之间的障碍几乎无法逾越，因此，封建主义社会需要一个社会安全阀，哪怕这个安全阀只是象征性的——或者如我们今天所说的只是“表面上的”。对于中世纪信奉基督教的国家来说，贵族出身世俗是非常重要的，即使是奴隶的儿子，只要他去教堂，理论上讲，他就可能成为身居高位的神职人员或教皇，这样他也可以获得世俗的荣华和权力。但事实上，即使付出背叛出身的代价，也鲜少有人能变成人上人——那常常是普通人无法做到的。对于封建制度下旧中国的行政部门，理论上讲，穷人也可以通过科举考试做上高官——但是概率有多大呢？在资本主义美国——虽然与中国情况大不相同——类似“从两袖空空到坐拥数百万”或“从小木屋到白宫”的神话也在起着同样的作用。在英国，难道许多劳动党的领袖不曾心怀感激地度过他们受封为贵族的最后时光？每个人都有一张可能中选的彩票——不论这机会要等多久。统治阶级获得所需的新鲜血液，被统治者依然是被统治者。

在西藏，伪善的机会均等全部是由宗通过神授转世的方式教提供的，其宣称转世者的俗世优势是与生俱来的。根据密宗，活佛转世的躯体可以转在任何孩子身上。事实上，由于大封建家庭间的敌对竞争以及他们担心自己有权力失衡的危险，达赖喇嘛一般都是从平民家庭中“发现”的，但这些家庭又不是特别穷困的。每一位新达赖喇嘛的奖励不光是个人的，还是整个家族的。他的父母和兄弟姐妹都会随着他身份的转变自动变为贵族，而且还会分得大片的土地和许多农奴。在西藏，还没有公认的平民变为世袭贵族的其他办法，尽管事实上，有许多特别富裕的家庭会买头衔。河口慧海在他的书里写道，有时，候选转世灵童的亲戚自己会买转世的机会。“掌管这一事务的圣僧……大多数用这件事情来中饱私囊，以此来敲诈那些申请人……因此，他们都特别富裕。”

喇嘛教是个有独创性的政治工具，这点从其他方面可以体现出。喇嘛教里的地狱并不是违背教义者的最终去处。那些受诅咒的灵魂会轮回成世界上更凶恶的生物，然而其仍具有向更好方向转变的希望。就像加尔文教派的命运说的那样：世俗财富是神之恩宠的标志，而贫困是神对罪孽的惩罚。而喇嘛教义里的命运是有限的：一旦失败，就再没有机会。这样的观念和世俗最残酷的惩罚结合在一起，迫使贫苦人民不得不忍受这种统治。

1955年，我第一次去西藏采访时发现，这样的喇嘛教信仰在西藏正盛行，尽管人们已经遇到和其教义不一致的新现象。起先，新体验本身在宗教条文中是合理的。农奴和奴隶对人民解放军的免费医疗、谦逊作风和分发的救济物资感到既惊讶又高兴，他们称解放军为菩萨兵，并感谢神派他们来到西藏。

到了1965年，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农奴制已经废除6年了，老的思维模式已经彻底粉碎。正在建设的社会主义体制提倡无超自然的惩罚，这促使了西藏宗教地位的变化。

政治上，劳动人民现在居于首位，因此他们没必要再忍受那些寄生统治者的权力淫威。僧俗剥削者的封建特权都已经被废除。披着信仰外衣的反革命活动和其他类似活动都被取缔。但是宪法制度下僧侣们享有全部公民权（除非是因为叛乱或其他犯罪而依法被剥夺权利，非宗教人员也会如此），他们也承担公民的义务——忠于国家、人民和社会主义。

在观点上，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辩证唯物主义——现在开始占据主导地位。但是由于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