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的神权体制是“民族性”的吗？

谈到西藏的政教合一体制，它的辩护者总会强调它的民族性特征。他们说这种体制是西藏人民自己选择的政府和生活。因此中国革命有什么权力给西藏带来不同的思想和制度呢？

无疑，几个世纪以来民族和宗教在西藏结合得非常紧密。但这也不能否认，僧俗共治统治的出现和西藏历史上是中国的一部分的事实是不可分割的。达赖喇嘛在宗教和政治上的双重身份，以及在其管理下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废除的地方管理机构噶厦政府，都是中国皇帝特意设立的。这种制度把藏汉两个民族的剥削阶级联系在了一起，藏族统治阶级在外围，汉族封建阶级在中间，形成了共生关系。同时，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为了共同的国家和共同的防御，他们在帮助多民族中国的统一上也起到一些积极的历史作用。

到了现代时期，帝国主义企图分割中国，将中国几个封建统治阶级统治的地区划归几个不同的外国势力，表现之一就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汉族军阀混战。与此同时，西藏当地部分（但绝不是全部）僧俗统治者拥护帝国主义者所提出的分裂主义思想。这种现象也是帝国主义分裂中国进程中的一部分。

再后来，全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推翻旧的剥削者、赶走帝国主义者、将全国各族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但是现在不论怎么讲，各族人民之间的联系都不再是剥削阶级间的联系。实质上，汉族劳苦大众和中国其他民族的人民一起已经夺得政权。接下来自然而然且不可避免的就是，包括藏族在内的中国各族人民，生活上会有革命性的转变。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藏族人民也已经觉醒，地方封建势力牢牢掌控着以前的僧俗政权不愿放手，这是不符合时代潮流的，这种政权方便了帝国主义干涉中国，是一种异端。最重要的是，它阻碍并威胁着藏民族自身的发展与进步。因此，为了民族和社会的发展，为了藏族人民和中国其他地区的人民一道进步，不可避免地要去根除这种社会制度。1959年农奴主反叛平息后，这种制度被彻底废除。

注释：

[1]包括昌都地区，以前，它是已废除的西康省的一部分，现在是西藏自治区的一部分。

[2]即使是西藏封建制的赞赏者查尔斯·贝尔，也在他的《西藏的宗教》一书中写道，那时“他们（铁棒喇嘛）向不幸的居住在那里的人征收繁重的税负”。

[3]“达赖喇嘛对法律调查委员会所提出问题的口头回答”，摩苏里（Missoori），印度，1959年11月14日。

[4]公元7世纪前，佛教传到了西藏。但它绝没有立即引起政教合一。俗世的君主统治着当时的奴隶占有制王国。其中一些人如松赞干布（公元7世纪中叶）和赤松德赞（公元755—797年在位）喜爱佛教，其他人如朗达玛（公元838—842年在位）灭佛。后来到了9世纪和10世纪，在奴隶起义的影响下，实际的皇权统治渐渐崩溃。贵族间的斗争使得他们两败俱伤，而封建主义就在这种两败俱伤后的混乱中渐渐成长起来。和欧洲的情形相同，僧侣们获得了土地、封号和农奴。在无休止的残酷战争中，一些势力较小较弱的庄园主不能自保，他们通过效忠和合并的方式与那些势力较强的寺院联合起来，为他们的田产寻求保护和安全。

所有这一切为当地的神权制度创设了条件。1257年，萨迦派领袖八思巴被蒙古元朝世祖（忽必烈）封为国师，他统管西藏时神权制度得以正式巩固。元朝后来迁都北京（当时汉语里称其为大都，蒙语里称其为汗八里），从那时起，西藏和中国内地之间绵延数世纪的联系，将它们融合在同一个政治实体中。因此，西藏的神权统治不仅没有造成民族政治分离，反而成为融入中国封建体制的形式。

随后，中国最高统治者授予西藏神权统治者统治的权力，而作为回报，西藏神权统治者也派遣使团前去纳贡。这种情形不仅发生在明朝统治者（1368—1644年）和噶举派大喇嘛之间，还存在于清（满族）朝统治者（1644—1911年）和黄教领袖达赖喇嘛之间。从1724年起，清朝皇帝向西藏派遣了两名驻藏大臣，就是他们金瓶掣签选出了未来的达赖喇嘛，并且批准了授权仪式。1750年，在乾隆皇帝的敕令下，建立了由宗教僧侣和世俗噶伦组成的地方噶厦政府；1792年，西藏地方军队依照同样的方式建立。

因此，想为任何一个这样的机构罩上“藏民族”光环都没有严格尊重历史，它们的民族性还不如封建性那么明显。作为一种特殊的管理形式，起源于封建中国的西藏封建机构跳不出封建时期这个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