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翻了噶厦统治的大昭寺

带有金顶的拉萨大昭寺建造于7世纪。它在西藏信徒心目中的宗教意义远胜于布达拉宫。如果说布达拉宫是宫殿的话，那么大昭寺就是大都会教堂和朝圣者的最终目的地。这里供奉着释迦牟尼——西藏最负盛名的——佛像（最初由汉族文成公主带进西藏，那时，她嫁给了西藏的奠基者松赞干布），瞻仰他意味着能为未来的生活积得功德。在大昭寺周围，虔诚的朝圣者千百次地俯伏在地磕长头。然而，和布达拉宫一样，大昭寺并不是纯粹的信仰之地——它也曾是僧俗联合政权的一部分，也曾让人民戴着封建枷锁。

两个世纪以来，大昭寺的一翼是噶厦地方政府。1955年我们曾在这里受到了索康和其他噶伦（地方主要官员）的宴请，几年后他们成了叛乱者。10年后，整个噶厦体制不复存在。地方政权所在地移往别处，搬到了宽阔的自治区政府办公大楼，而这里不再行使任何宗教职能。

1965年，大昭寺民主管理委员会设置在噶厦政府的老房子里。次程桑丹是委员会主席，其曾经是一名普通喇嘛。就在这里，他告诉了我们更多关于大昭寺背景和转变的故事。

他说，“噶厦政府几乎染指我们宗教生活的方方面面。各级官员不断反复查看朝圣者捐赠的物品。官员们经常私自侵吞捐赠的物品，并且他们相信寺庙里的喇嘛也会这样做。我们下层喇嘛没有自由，一般的朝拜者也没有。朝拜者们不得不排队等候并遵守一些没有任何宗教意义的奇怪规定。例如，如果他们的辫子没散下来，或者身着非西藏材质布品缝制的藏服，就不能入内。但是贵族们从来不排队，他们穿着用进口布料缝制的衣服径直入内。谁能阻拦他们？

“就是在这个神圣之地，噶厦政府设立了税务部门，该部门使人民深受其苦。它有一个酷刑室。在我们现在所坐的地方，噶厦政府密谋了叛乱，反动的‘人民大会’也成立于此。1951—1959年间许多反动宣传手册和谣言都出自这里。

“叛乱期间，大昭寺就是指挥所。喇嘛们受命穿上俗服作战。大昭寺修筑了防御工事。焚烧《西藏日报》大楼、袭击外事局、建设局和人民医院的阴谋就是在这里开始的。”

叛乱被粉碎后，次程桑丹继续道，“召开了‘诉苦会’”。在这些会议上，贫苦喇嘛用他们自己的亲身经历撕破了一些顽固高僧虔诚的面具和他们虚假的仁慈。然后，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经与贫苦喇嘛协商，通过了寺庙内部管理的政策。根据这一政策，大昭寺推选出自己的民主管理委员会，管理者主要由贫苦喇嘛和爱国高层神职人员组成。委员会的职责就是维护大昭寺的建筑，保护寺院的财产，管理寺院内部生活、经济和环境卫生及组织特殊节日的活动。在政府的帮助下，在叛乱中损坏的大昭寺得以修复。

破坏主要还是叛乱者造成的，所有的责任都在他们。我们在拉萨时人们不止一次告诉我们，虽然不使用炮火会牺牲自己的同志，但人民解放军还是没有用炮火轰炸诸如大昭寺和布达拉宫一样的历史遗址。僧俗两界的人都说，如果不是这样，今天的拉萨城就要失去许多重要历史遗迹，而这些遗迹曾被反动分子用作堡垒。事实上，这些地方在西藏农奴主他们自己的争斗中就从未幸免过。活佛加措林以前曾给达赖喇嘛念读经文，但是并未参与叛乱；他回忆色拉寺被烧毁过四次，而大昭寺、哲蚌寺和其他历史遗迹则多次在区内统治集团间冲突的炮火和掠夺中损毁。

“今天穷苦喇嘛已经和敌人划清了界线。”土邓桑顿说，“他们和建设社会主义新西藏的人民站在一条战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