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改革后的哲蚌寺：1965年

采访的另一处是西藏最大的寺院哲蚌寺。城市均是由白石头建成的房子，它们占据了整个山坡。经授权批准，寺院有7777名喇嘛（实际上寺院的喇嘛曾经一度超过1万）。哲蚌寺曾是世界上最大的寺庙。民主改革前，寺庙有151个农业庄园，540个牧场。有2万农奴在这些土地上辛勤劳作，他们共欠寺庙粮食14万吨、人民币1000万元（当时相当于500多万美元）。哲蚌寺是叛乱农奴主的堡垒。后来哲蚌寺交出了3000支来复枪和其他一些枪炮。由于参加了叛乱，哲蚌寺的田产后来全部充公。

哲蚌寺有着550年历史，长久以来它一直是西藏僧人和贵族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拉吉会议是哲蚌寺的管理部门，该部门的领导由噶厦政府委派的堪布（神职大臣）担任。而两名“铁棒喇嘛”（寺监，或神职警察总长）实际上每年管理拉萨一个月。他们非常重要，须由达赖喇嘛本人来确定任命。寺院有四个扎仓或经院，扎仓里的喇嘛来自整个藏区和中国其他藏族人民居住的地方，还有从尼泊尔、不丹、拉达克、蒙古和西伯利亚远道而来的喇嘛。他们按照来源地的不同分成不同的组。经院下是39个康参或大殿，它的人员来自更小的地区行政单位，康参类似地方喇嘛协会。

财富和权力曾经是哲蚌寺的显著特征，这一点在我1955年第一次去那里时依然很明显。贫穷和压迫是哲蚌寺的另一面，但对于访客来说这一面是无法调查的，因为，旧统治者仍妨碍着调查。但还是有一些外在的证据，在一些游牧部落，当我们的东道主——身着华贵法服的大喇嘛——陪同我们沿着石板路行走时，衣衫褴褛的小喇嘛急匆匆地赶到大门口聚在一起，而同样穿着破衣烂衫的老喇嘛扭头看到我们时面露不安，小心翼翼地为我们让开了路。然而，1965年，接待我们的是民主管理委员会，管委会由一名曾经的穷苦喇嘛和一名格西（或者叫神学博士）组成。从他们讲给我们听的故事和我们自己看到的一切，我们了解到了许多过去的事情。

像其他的大寺院一样，哲蚌寺也为达赖喇嘛保留着一个特殊的房间。现在这个房间还维持着原来的样貌[1]，房内铺着地毯，墙上有织绣挂毯，还有许多金子和贵重物品。哲蚌寺自己高僧的住所也奢华舒适。低一级的僧侣住所比高僧的稍差一些，但依然是设备齐全的房间。但是占大多数的普通僧侣都住在肮脏的畜栏，暴露在风吹日晒下，那种地方即使牲畜也会很快生病。数十年前，河口慧海曾写道：“上层僧侣的生活非常舒适……修建他们自己的别墅……有七八十名仆人……而下层僧侣的生活非常悲惨……他们的窘境难以用语言描述……”民主管理委员会一员的老多吉旺楚指着一处黑漆漆的洞穴说：“我在那里生活了很多年。”

他告诉我们，民主改革以前，现在委员会的委员没有一人进过哲蚌寺接待室；而我们采访时曾在此喝过茶。

1965年，哲蚌寺里只有715名常驻喇嘛，其中512人以前都属贫苦阶层。现如今他们都住进了相当好的房子。每个房间里都有了新事物——电灯。“你不知道这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多吉旺楚说。“过去，只要到了晚上，我们就处在一片漆黑中。大喇嘛有从印度买来的明亮汽灯，但不允许我们有任何灯，甚至一根沾着灯油的灯芯都不行。”

许多哲蚌寺的穷喇嘛都不是自愿来的，他们在这里就是奴隶。许多人身上都有被打后留下的伤疤。许多人在寺里从懵懵懂懂的小孩子变成了弯腰驼背的老人，也从未学过读写藏语。

“我们的生活和人身安全现在都有了保障，”一位穷苦喇嘛说，“不像以前，经常有人被杀，野蛮的打斗能要了你的命，哪怕你一开始并未参与争吵，而且还要蹲地牢受鞭打。”除了压迫和危险还有恼人的羞辱。“我们下层喇嘛不允许在盆子里种花，只要被发现就要遭毒打，”一位和蔼的老人说。他正在培育大丽花。像大多数拉萨人一样，他喜欢这种花。

曲美仁增，38岁，民主管理委员会委员，他面色和善，体瘦结实。他讲到了喇嘛们集体劳动的成果。他很高兴我们注意到了一条宽阔平坦、绿树荫护的大道，十年前那还是条荆棘遍布杂草丛生的小路。“那路是我们自己修的，”他说。他还告诉我们，哲蚌寺现有的僧侣耕种着60公顷农田，每年收获60吨粮食——几乎相当于他们消费量的1/3。政府另外再补贴125吨粮食，还给每位喇嘛补贴衣服、酥油和茶叶。400多名喇嘛都挣上了工资，他们在拉萨的市政建设部门做兼职。“即使是上了年纪只能靠退休金生活的人，也想做些事情补贴自己。”曲美仁增说，“他们说：‘自己种的粮食吃起来更加香甜，劳动能让人更健康。’”农民喇嘛有他们自己的互助组。他们和非宗教互助组一样也拿报酬，将工分转换成实物。

以前蜂拥至哲蚌寺的有几百名男童喇嘛，甚至包括一些小小孩，到了1965年，仅有42人选择留下——最小的11岁。他们大多是孤儿，无家可归。寺院里为他们开设了半工半读的小学，教他们藏语文、算术、常识和政治。

1959至1965年间，政府拨款4万元人民币用于寺庙的修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