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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的另一处是西藏最大的寺院哲蚌寺。城市均是由白石头建成的房子,它们占据了整个山坡。经授权批准,寺院有7777名喇嘛(实际上寺院的喇嘛曾经一度超过1万)。哲蚌寺曾是世界上最大的寺庙。民主改革前,寺庙有151个农业庄园,540个牧场。有2万农奴在这些土地上辛勤劳作,他们共欠寺庙粮食14万吨、人民币1000万元(当时相当于500多万美元)。哲蚌寺是叛乱农奴主的堡垒。后来哲蚌寺交出了3000支来复枪和其他一些枪炮。由于参加了叛乱,哲蚌寺的田产后来全部充公。
哲蚌寺有着550年历史,长久以来它一直是西藏僧人和贵族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拉吉会议是哲蚌寺的管理部门,该部门的领导由噶厦政府委派的堪布(神职大臣)担任。而两名“铁棒喇嘛”(寺监,或神职警察总长)实际上每年管理拉萨一个月。他们非常重要,须由达赖喇嘛本人来确定任命。寺院有四个扎仓或经院,扎仓里的喇嘛来自整个藏区和中国其他藏族人民居住的地方,还有从尼泊尔、不丹、拉达克、蒙古和西伯利亚远道而来的喇嘛。他们按照来源地的不同分成不同的组。经院下是39个康参或大殿,它的人员来自更小的地区行政单位,康参类似地方喇嘛协会。
财富和权力曾经是哲蚌寺的显著特征,这一点在我1955年第一次去那里时依然很明显。贫穷和压迫是哲蚌寺的另一面,但对于访客来说这一面是无法调查的,因为,旧统治者仍妨碍着调查。但还是有一些外在的证据,在一些游牧部落,当我们的东道主——身着华贵法服的大喇嘛——陪同我们沿着石板路行走时,衣衫褴褛的小喇嘛急匆匆地赶到大门口聚在一起,而同样穿着破衣烂衫的老喇嘛扭头看到我们时面露不安,小心翼翼地为我们让开了路。然而,1965年,接待我们的是民主管理委员会,管委会由一名曾经的穷苦喇嘛和一名格西(或者叫神学博士)组成。从他们讲给我们听的故事和我们自己看到的一切,我们了解到了许多过去的事情。
像其他的大寺院一样,哲蚌寺也为达赖喇嘛保留着一个特殊的房间。现在这个房间还维持着原来的样貌[1],房内铺着地毯,墙上有织绣挂毯,还有许多金子和贵重物品。哲蚌寺自己高僧的住所也奢华舒适。低一级的僧侣住所比高僧的稍差一些,但依然是设备齐全的房间。但是占大多数的普通僧侣都住在肮脏的畜栏,暴露在风吹日晒下,那种地方即使牲畜也会很快生病。数十年前,河口慧海曾写道:“上层僧侣的生活非常舒适……修建他们自己的别墅……有七八十名仆人……而下层僧侣的生活非常悲惨……他们的窘境难以用语言描述……”民主管理委员会一员的老多吉旺楚指着一处黑漆漆的洞穴说:“我在那里生活了很多年。”
他告诉我们,民主改革以前,现在委员会的委员没有一人进过哲蚌寺接待室;而我们采访时曾在此喝过茶。
1965年,哲蚌寺里只有715名常驻喇嘛,其中512人以前都属贫苦阶层。现如今他们都住进了相当好的房子。每个房间里都有了新事物——电灯。“你不知道这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多吉旺楚说。“过去,只要到了晚上,我们就处在一片漆黑中。大喇嘛有从印度买来的明亮汽灯,但不允许我们有任何灯,甚至一根沾着灯油的灯芯都不行。”
许多哲蚌寺的穷喇嘛都不是自愿来的,他们在这里就是奴隶。许多人身上都有被打后留下的伤疤。许多人在寺里从懵懵懂懂的小孩子变成了弯腰驼背的老人,也从未学过读写藏语。
“我们的生活和人身安全现在都有了保障,”一位穷苦喇嘛说,“不像以前,经常有人被杀,野蛮的打斗能要了你的命,哪怕你一开始并未参与争吵,而且还要蹲地牢受鞭打。”除了压迫和危险还有恼人的羞辱。“我们下层喇嘛不允许在盆子里种花,只要被发现就要遭毒打,”一位和蔼的老人说。他正在培育大丽花。像大多数拉萨人一样,他喜欢这种花。
曲美仁增,38岁,民主管理委员会委员,他面色和善,体瘦结实。他讲到了喇嘛们集体劳动的成果。他很高兴我们注意到了一条宽阔平坦、绿树荫护的大道,十年前那还是条荆棘遍布杂草丛生的小路。“那路是我们自己修的,”他说。他还告诉我们,哲蚌寺现有的僧侣耕种着60公顷农田,每年收获60吨粮食——几乎相当于他们消费量的1/3。政府另外再补贴125吨粮食,还给每位喇嘛补贴衣服、酥油和茶叶。400多名喇嘛都挣上了工资,他们在拉萨的市政建设部门做兼职。“即使是上了年纪只能靠退休金生活的人,也想做些事情补贴自己。”曲美仁增说,“他们说:‘自己种的粮食吃起来更加香甜,劳动能让人更健康。’”农民喇嘛有他们自己的互助组。他们和非宗教互助组一样也拿报酬,将工分转换成实物。
以前蜂拥至哲蚌寺的有几百名男童喇嘛,甚至包括一些小小孩,到了1965年,仅有42人选择留下——最小的11岁。他们大多是孤儿,无家可归。寺院里为他们开设了半工半读的小学,教他们藏语文、算术、常识和政治。
1959至1965年间,政府拨款4万元人民币用于寺庙的修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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