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的哲蚌寺

11年后再访哲蚌寺，这里又有了巨大变化。

喇嘛的数量下降到360人[2]（其中250人为昔日的穷苦喇嘛）。但是这个小团体依然充满活力、生机盎然。

在生产组织方面，哲蚌寺已经从最初松散的互助组变成了自给自足的社会主义生产集体，具有许多公社特征。虽然喇嘛们的平均年龄已经超过45岁，但还是有200多人在从事一些农业或副业工作。他们种植的青稞、小麦、豌豆和温室大棚蔬菜足够他们自己消费；还饲养了100头牦牛和1000只绵羊，还有一些猪和鸡。他们经营着3个水电磨坊、一家铁匠铺和一个缝纫组。他们用又脆又甜的苹果招待我们，这些苹果都是从他们最近几年才栽植的苹果园里采摘的，果园有果树1万棵，1967年首次挂果。水果不仅丰富了他们的饮食，还为他们带来了经济效益。说起这些的时候，他们更像是满怀热情的农民而不是喇嘛。

1975年寺庙里的人均年收入为450元人民币，相当于1965年的四倍；而1965年时，政府还在为寺庙的许多日常花销拨救济款。

一些喇嘛在政府委员会工作，负责文化遗迹的维护工作——哲蚌寺就是这样被委派保护的，他们的工作是有偿的，政府每年为维护和修缮工作提供两万元的资金。

年纪太大或因病不能工作的喇嘛，政府全权负责他们的生活所需。他们中有的人还在整日念经祈祷，但是寺院的规定不再强迫他们必须这么做。在寺院里面，就如同整个西藏社会一样，人们都有遵守或不遵守教规、信教与不信教的自由。对于外来参观者来说，有些人依然前来祈祷，更多的人则是前来学习或观光。寺院不再募捐钱物，实际上，即使有人给寺院捐献，寺院也不再接受——喇嘛们的劳动和政府的拨款足够寺院日常开销。（后来的几年里，由于纠正极“左”路线，寺院又开始接受捐献。当然，这时的捐献不再像旧西藏封建体制下的直接或间接强征。）

当寺院里大多数喇嘛还奉行禁欲主义时，大约有12名喇嘛选择了结婚；现在喇嘛和俗家弟子一样可以自由成婚。“在旧社会，很多高僧有非正式的妻妾，他们除了和这些妇女保持关系外还将她们带到自己的住处，”一名男子告诉我们，“但是我们这些穷苦喇嘛，哪怕只是别人谣传我们和女人有染，都要受到严肃惩处。现在一切都过去了。”

强巴列索告诉我们，“正因为哲蚌寺是西藏最大的寺院，旧西藏社会在这里显示出它最残酷的一面。富喇嘛常讲克己忘我，但事实上，当宰杀了一头牦牛时，他们能把肉全吃了。我们穷喇嘛连一根牛毛都见不到。他们剥削和压迫我们，也有权利拥有女人。我们却是贫贱的人，都是由于旧法律的规定或家庭的贫苦被迫做了喇嘛。他们讲了很多同情和怜悯的话，但对我们却设有酷刑室、监牢及鞭刑。鞭笞刑柱就在一个主祈福大殿的前面。”

紧接着，强巴列索带我们看了鞭笞刑柱坑和石板上凿出的凹地，受刑人双脚必须搁在这凹地上。柱子旁边就是寺院监狱。

强巴列索说，哲蚌寺是蓄奴最多的寺院，也是参与农奴主叛乱的主要寺院。所有18至60岁的喇嘛都被动员去为维护封建农奴制而打仗。曾有长篇大论鼓吹，杀死一名人民解放军战士所积的功德就如同建造一座舍利塔。

“1959年叛乱平息后，我们这些穷喇嘛变成了这里的主人。[3]政治上解放后，我们开始成为有用的生产者。哲蚌寺不再是寄生虫，现在这里不仅能自给自足，还能为社会主义做些贡献。以前我们穷喇嘛没有任何权利，现在我们享有其他劳动人民享有的所有权利。”

但是1959年时阶级斗争还没有彻底结束。强巴列索向我们描述了一位大喇嘛顽固分子的情况：1965年9月27日，西藏自治区成立后不久，这位顽固分子“预言”外国会派部队来西藏恢复旧西藏的秩序。一名政治进步的年轻喇嘛反驳了他的说法并揭露了他的真实目的。为了报复，这个大喇嘛杀了那名年轻喇嘛。“当这样的反动派犯了罪，我们就给他们开批斗会，并对他们进行无产阶级专政，”强巴列索说。

强巴列索是通过自己的切身经历来讲这些的。他自己的父亲曾是哲蚌寺里的一名奴隶，有一次试图逃走，被抓住后受到鞭刑，直到被打得皮开肉绽。他自己在八岁时被家人送到寺庙做了娃娃僧，一直到1959年他20岁时才获得解放。12年间他一直像奴隶一样在那里干活。

强巴列索也向我们讲述了哲蚌寺里开设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理论学习班的情况。一开始只有10人，大多数都是穷喇嘛，只有两人有佛学博士（格西）头衔。这核心的10人将学习班扩散给了更多人。“重点是要了解阶级剥削和阶级政权，确保旧的压迫不会重来。这些，对于我们穷喇嘛，像对于工人、农民和牧民一样重要。”

离开哲蚌寺的数千名喇嘛现在在做什么呢？我们问。

强巴列索回答说，许多人去了工厂。仅拉萨水泥厂一家就有60人，其中包括全拉萨人都知道的杰出的工人模范桑杰伦次和多吉旺堆。有些人成了干部，例如格桑朵美就成了拉萨市最大百货大楼的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