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公元618—907年

早在历史记载出现之前，汉藏两个民族以及他们的祖先就有相互接触和交流。西藏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表明，即使在远古时期，这里就已经有了一些黄河流域文化的元素；但就政治关系而言，较详细的历史记载出现于唐朝时期。

公元641年，唐太宗将文成公主嫁给松赞干布。当时，松赞干布统一了四分五裂的西藏各部，还被唐朝封为驸马都尉和“西海郡王”。

这次政治上的联姻使双方之前在经济和文化方面的联系得到巩固。文成公主庞大的送亲队伍不但带来丝绸和其他物品，还带来书籍、学者和各类工匠，其中包括木匠、泥瓦匠和石匠等。一同带入的许多工具和技术已在西藏扎根，其中一些至今仍在使用。

松赞干布下令根据唐朝宫殿模型修建一座寺院，这座寺院就是遗存至今的大昭寺，其为西藏的仪式建筑奠定了基础。大昭寺与拉萨的布达拉宫和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一起成为仪式建筑的典范。这种建筑的主体结构和独特的窗户具有藏式风格[1]，屋顶的飞檐却采用了汉族的建筑风格。

这种结合见证了藏汉工匠之间长期且卓有成效的合作，这一点在唐朝时期首次修建布达拉宫时及一千多年后重建时表现得十分明显。为了修建今天样貌的布达拉宫，17世纪时，康熙皇帝将北京114名建筑大师派往西藏。同样，在北京、承德和中国内地其他地方的喇嘛庙中，我们也能看到西藏的建筑特征。

据西藏史书记载，在唐朝时期，西藏还从中国内地引入了水磨、酿酒、养蚕、造纸、制墨和农作物种植等技术，藏语也吸收了大量汉语经济技术方面的词汇，如木匠、泥瓦匠和建筑工人使用的工具，还有食物和诸如菜刀（厨房的刀）一类的家庭用具的名称。藏语中的茶（发音为“恰”）也保留着唐朝时的发音。同样，汉族人民从藏族人民那里也学到了各种技术，比如前工业化时代的吊桥和悬臂桥建造技术，药物的炮制和使用，以及舞蹈艺术中的一些技巧。

藏汉两地之间主要的易货贸易是茶马交易，唐朝时期就建立了固定的茶马贸易市场。当时，四川成都的丝绸业专门设立分行来生产西藏所需的布匹，这种做法一直延续到1300年后的今天。

在教育方面，松赞干布将年轻的贵族子弟送到唐朝都城长安（现在的西安）求学，还邀请汉族教师去西藏任教。在西藏人民的日常生活中，他们的服饰仍然保留着唐朝的原始风格。直到20世纪50年代，西藏男性贵族的头髻[2]依然与唐朝时期一样。据唐代年鉴记载，唐代的军队以千和万为组织单位，西藏也借鉴了这种做法。

佛教从唐朝疆域、印度和尼泊尔传入西藏，西藏最古老最受尊敬的佛像由文成公主带入，其至今仍然屹立于大昭寺内。

藏汉之间的军事冲突时断时续，公元710年金城公主和吐蕃王赞普赤德的联姻，进一步巩固了两个民族之间的关系。金城公主带入西藏的除了宗教用品和宫廷用品外，还有许多高超的技能，如各种乐器（现今仍然陈列在大昭寺内），医书，疾病的诊疗方法（包括针灸）。包含有印度医学理念的藏医，除了本土的医学精髓外，还引入了许多古老的汉医术语，这些古老汉语就如同西方世界中的拉丁语一样。

公元823年，唐朝皇帝和藏王赤祖德赞达成了一个正式协议，其中双方互以“舅甥”相称。“双方商议社稷如一，结立大和盟约”。现在，刻有会盟内容的纪念石碑仍然立在拉萨大昭寺前。在接下来动荡不安的几个世纪中，会盟碑从未被篡改、挪动或者污损过，它是藏汉民族牢固关系的最好证明。

在唐朝统治时期，据说有200多个使团穿行于西藏和内地之间。即从公元634年吐蕃王朝建立不久到公元846年吐蕃分裂这213年间，几乎每年都有使团往来，而且还签订了八项协议。

尽管期间也出现过战争，且大多是为争夺古丝绸之路（位于现今甘肃和新疆两地之间）上的要塞——公元763年，有一支吐蕃军队还攻入唐朝都城长安（今西安），占领长安12天之久——但藏汉民族之间的友好关系总能得到修复，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个民族间的关系还变得更加紧密。

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的婚姻实际上只是统治阶层之间的联姻，但其在西藏的传说、藏戏和绘画中却广为传颂，此外“舅甥会盟”纪念碑也得到了尊敬和保护，这些不仅仅是出于对统治者的尊敬，其还反映出人民对藏汉民族团结重要性和共同利益的认识。

查尔斯·贝尔一生大部分时间企图将西藏分裂出去，并因此重写西藏历史。但即使是这样的帝国主义者，也忍不住记录下了早期西藏与中国内地之间不断深入的联系，本书第456页还引用了他的相关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