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对西藏的主要侵略——“荣赫鹏远征军”和藏族人民的抵抗

现在我们转过来再谈谈20世纪初英国在西藏的行动。1904年，中国国力日渐衰弱，国际舞台也出现了新变化，这都为英国人公开侵占西藏做好了准备。

被称为“荣赫鹏远征军”的袭击是以阻止俄国对西藏的影响为借口而发动起来的（对此没有人感到惊讶）。事实上，与以往一样，中国就是英国的目标，而且好几个因素为其发动袭击创造了条件。首先，中国已经基本上屈服。第二，1902年，英国和日本组成了联盟。第三，以上两个因素使得日本有胆量为了殖民控制中国东北（满洲）而在该地区同俄国作战。第四，1904—1905年，俄日战争中俄国很快被打败，西藏成了伦敦极为诱人的“机会目标”。

英国“前进派”的代言人陆军上校弗朗西斯·荣赫鹏直接指挥了入侵行动。我们可以从他自己所写的文章里看出他的思想：“这是一个不可错失的机会，前线的特工应该像鹰一样警觉地去获取它……失去这次机会意味着政府又要费劲做数年的努力。”[29]

荣赫鹏身后是一位更加强有力的扩张者——印度总督寇松勋爵。多年来，寇松一直妄图通过与西藏当地官员搭上关系而将西藏从中国分离出去。1899年，拉萨退回他的信件时表明，外交事务只能通过北京解决。因此，寇松转而为武装行动做政治上的准备。1903年1月8日，他宣布将西藏看作中国的一部分是“宪法谎言”，这招致了英国驻印度国务卿汉密尔顿勋爵的批评，后者认定必须将西藏“看作中国的一个省”；而上议院英国驻孟买前任总督罗易则谴责寇松的声明“极不明智”，因为中国对西藏的主权是“我们政府一直承认的，是建立在法律、历史和传统的基础上的……”[30]。但是寇松还是固执己见，他还添油加醋宣称其尊严受到了冒犯，即西藏退回他的信件并不符合“向文明强国靠拢（即英国）”的原则。

荣赫鹏[31]远征军开始启程时就已经向藏族人民展示了，靠近这样的一个文明强国到底意味着什么。1904年3月，数百支藏族部队被引诱离开防御工事，表面上是去谈判，实质上是将他们诱至古鲁屠杀。一名英国记者以他的帝国主义逻辑写道：“不大可能让这些人将英国看作是一个强大的国家，看作是一支需要注意的力量，直到我们杀了他们数百人。”（艾德蒙·坎德勒，《揭开拉萨的面纱》，1905。）

正如我们从当代的一些资料中了解的那样，藏族人民知道什么是生死攸关。一个半世纪以来，他们目睹了邻国印度被英国人征服并被变为殖民地，他们决定不再重蹈印度覆辙。因此，藏族人民不屈不挠地阻击英国的入侵。江孜城堡的守卫者只有原始的武器，但他们顽强守卫，城堡最终是在大炮的轰击下才被攻陷；英国人描述被大炮打得千疮百孔的江孜城堡为“不可思议地雄伟挺立着”。后来，荣赫鹏逼进拉萨，将枪口瞄准布达拉宫，并且强行制定了所谓的《拉萨条约》。条约规定：藏族人必须为针对他们而发起的战争赔款；允许英国占领有战略地位的春丕河谷，直到藏族人赔款完毕；允许英国商人和官员自由出入；将拉萨和前线之间的“堡垒和防御工事夷为平地，将所有的军备移除”；所有的外国代表和投资者不得进入该区域，除非“事先得到英国政府的批准”。

藏族人民为了保护自己所在的地区和国家主权而英勇奋战，本应为边防负责的北京清政府却逃避责任，无所作为，这个现实让藏族人民的屈辱、痛苦和愤懑之情更加强烈。此时的清政府正处在最软弱的时期，既害怕帝国主义者又依赖它们。此时，清政府已将许多汉族人居住的重要地区割让给了他国，其中包括清朝皇帝自己民族（满族）先祖居住的地方。最后在1900年，清政府失去了对都城北京的有效掌控。清政府在抵御外敌入侵西藏方面没有尽责，虽然起先拒绝签订《拉萨条约》，但后来在其他条约里，即1906年与英国签订的《北京条约》里，清政府又承认了《拉萨条约》的许多条款。

从历史上看，1904年藏族人民和当地军队坚决抵御外国侵略者，这与1900年中国北方以汉族人为主的农民组织“义和团”同外国入侵者做斗争一样勇气可嘉，这些都是中国各族人民为祖国而进行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者斗争的一部分。这些行为与清朝专制统治者的叛国行径及各民族内部（包括藏族）封建势力的做法形成鲜明的对比。虽然被配备重型武器的部队打败，但藏族人民的抵抗和义和团一样，使得帝国主义者重新向西藏派遣武装力量的冒险行为变得谨慎起来，以免物极必反而引火烧身。黎吉生曾为荣赫鹏远征军辩护，后来他满怀憧憬地写道：“有人建议让印度的僧人代表带着大量的礼物去赢得藏族人民的舆论，这样就可以避免使用武力。”

他接着写道：但这条建议未考虑到英国的图谋将会使藏族人民觉得他们的宗教和生存受到外部世界威胁的程度有多大。[32]

关于20世纪末藏族人民的态度，人们可以引用当代日本僧人（也是情报搜集者）河口慧海提供的证据。河口慧海于1900—1903年曾秘密前往西藏高原旅行和生活，他600页的作品《西藏三年》中记载了西藏生活的方方面面给他留下的印象。[33]

他写道，人们的总体感觉从义和团战争中有2.5万人“为了中国的胜利”而虔诚祈祷这点得以体现。谈到当地人对清政府面对帝国主义者时表现出的软弱感到失望和不满时，河口慧海强调：“必须牢记老百姓对中国的情感依旧未变，尽管他们知道保护者的实力在不断衰弱……”

谈到沙皇对十三世达赖喇嘛的拉拢，河口慧海进一步说：“中国在他们心目中的位置很难被俄国所取代。”

至于对英国的感受，河口慧海发现，藏族人民“因为英国征服了印度而对其抱有偏见……”，“藏族人民尤其痛恨英国，因为它极力压迫西藏……”。英国转变政策，“迂回赢得藏族人民的支持，”在河口慧海看来，似乎也没能赢得任何真正的回应。拉萨的统治阶层中有些人支持英国（也有支持俄国的），但这仅仅是因为“这些贪婪的藏族官员将友谊出售给了出价更高的人。”

这些就是这位日本观察者记录的第一手资料，尽管事实上，他自己也和他的政府一样倒向了英国，且他在完成使命的过程中接受了英国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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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1904年的流血事件几乎同时而至的是帝国主义之间更多的交易。1902年成立的英日同盟在日本打败俄国以及英国侵略西藏之后于1905年改头换面，达成英日两国在侵略方面相互支持的协定。该协定首先保证了“缔约国在东亚和印度占有领土的权利”。第二，日本得到了“带领、控制和保护朝鲜”的“权利”，并为消除朝鲜的独立铺平道路。第三，在入侵印度边界“相邻区域”（即西藏和中国西南相邻区域）时英国也获得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