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在西藏的活动

1918—1923年间，袁世凯倒台后的军阀混战中，英国力争在它所称的“外藏”中占有更多的控制权。对此，美国记者格罗弗·克拉克1924年这样写道：

英国已向西藏当局出售了大量的武器和弹药。应达赖的要求，英国在印度军队里训练了许多藏兵，以便这些藏兵回到家乡后在训练藏族部队时能担任教官。英国还向藏族人出售了许多英国的制服……

英国曾允许一名前英国官员——一个印度裔英国国民——负责西藏的警务……此人曾负责大吉岭的警务，他第一次见达赖喇嘛是在达赖喇嘛和查尔斯·贝尔一起留驻印度期间；1919年，他曾与查尔斯·贝尔一起到访过西藏……1924年3月，他被官方任命为西藏的警察署长，这是他唯一的官方职位……实际上，他是达赖喇嘛最亲近的两三个人之一，是藏军实质上的首领和邮电系统的一把手……

许多印度商人和部分英国商人现居住在江孜……一小队英国军队在江孜保护英国贸易代理处的安全……

对于克拉克来说，这一切的来龙去脉和目的是显而易见的：

……毫无疑问，英国和现在的西藏当局有着紧密的联系，英国掌握了西藏相当全面的信息，对地方志、资源等……这种联系畅通无阻，越来越紧密，直至英国成为西藏的一个保护国。[40]

控制“外藏”意在渗透“内藏”。这能将四川纳入英国的影响范围之内，并满足英国长期以来的更大野心——控制那片将英属印度和长江流域联系起来的区域，而英属印度和长江流域两地已经在英国军舰和商业的控制之下。

英国采用了两种不同的手段。首先是军事手段，英国先利用军队帮助达赖的部队去昌都——他们在1919年实施了这一计划——然后通过长江上游（金沙江）去康定[41]。康定是四川和西藏以及藏区和汉族聚居区的古贸易通道。在这件事上，由英国提供物资的拉萨部队将为帝国主义充当先头兵，就像汉族军阀在中国其他地区的权利争斗中扮演的角色一样。

其次是外交手段，即英国为北京政府和因得到英国武器支持而不断强势的西藏当局进行“调停”。被提名参加调停的是英国派往康定的外交官埃里克·泰克曼。在北京，压力直接来自于英国的驻华公使朱尔典。而在拉萨，不出所有人的意料，无处不在的查尔斯·贝尔在那里定居下来，操纵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行为，并通过十三世达赖喇嘛精心安排整个进程。

当时，英国和沙皇俄国之间的殖民竞争已经停止，十月革命推翻了沙皇俄国。对英国来说，阻碍英国的不再是敌对的帝国主义国家，而是此起彼伏的反帝浪潮。人民运动在中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西藏当地的反英情绪也在不断高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传遍了整个亚洲殖民地。在印度，要求独立的运动一浪高过一浪。[42]

可以看出，所有这些因素都在起作用。1920年，派贝尔做英国驻藏代表的行动招来了中国各地许多抗议之声。1921年，在拉萨，数千名哲蚌寺喇嘛举行武装起义，后被受过英国训练、配备英国装备的藏军镇压。在印度，爱国报纸谴责了英国在西藏的扩张，同时也表达了要和西藏的抗议者乃至全中国团结起来的愿望。

为了防止愤怒群众的冲击，贝尔本人在去拉萨的途中由全副武装的护卫陪同，他不得不得出结论“看上去，藏族人似乎不希望完全中断与中国内地长期稳定的政治联系”，“毫无疑问，西藏的官员、僧侣和群众中有支持中国的群体，西藏支持中国的力量不容小觑。”[43]

考虑到作者的身份以及西藏表面上处在分裂主义者的控制之下，这显然是在检验西藏和中国其他地方政治和情感联系能否持续。事实上，在同一本书后面的章节里，贝尔显然觉得他自己不得不自相矛盾地说：“贸易联系是全体西藏人民渴求的与中国的唯一牢固联系。”两个谨慎选择的限定词“牢固”和“全体西藏人民”标志着他的不安。但即使他自己是正确的，英国当时的政策却倒行逆施，因为它试图削弱这种人们普遍渴望的贸易联系，并将其转为和印度的联系。迫于英国的压力，拉萨的分裂主义者将卖给外国客商的羊毛税收降低4%。但与此同时，却将来自中国内地、在西藏主食中占重要地位的茶叶税收提高10%。

实际上，西藏当地统治者中的分裂主义者对他们自身的处境感到紧张。1921年华盛顿会议前夕（在此次会议上，一战中获胜的帝国主义国家想调整并巩固它们在远东的势力关系），西藏分裂主义者采取了一个披露措施。由于害怕在会议上不得不口头承认中国对西藏拥有主权，他们提议不开展任何有关西藏的讨论，“除非查尔斯·贝尔先生到场”。这就是帝国主义所声称的为西藏寻求的所谓“独立”！他们还披露了英国政府同时在敦促中国驻伦敦使领馆，内容包括由拉萨的分裂集团“完全掌管”西藏的“外交事务”；西藏在内部管理上“完全独立”；英国要建一条从印度通往西藏的铁路。[44]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帝国主义没有发生任何改变，假借“西藏独立”名义的木偶戏也一切如旧。